(二)过渡性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主要表现为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存在6种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大部分地区),发生过3次重要的经济形态转变:从封建经济形态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半封建半殖民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在1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存在这么多种经济形态,经济形态发生这么多次转变,这在世界经济史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意义上,1842~1991年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是一部经济形态转变史。这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一大特点。在6种经济形态中,封建经济形态和殖民地经济形态在不少国家存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仅存在于土耳其、伊朗、中国等3个国家,其中以中国的最为典型;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中国特有的,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发现。1842~1991年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都是过渡性经济形态。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复杂性与过渡性的表现。本书沿着经济现代化这条主线,依时序考察这些经济形态的嬗变与相互影响,考察封建经济形态中经济现代化因素的形成与成长,考察经济现代化在其他5种经济形态中的历程与成效,从而比较其优劣,证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是最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形态。 (三)互补理论。互补理论(对立互补理论)是对经济历史的如下现象所作的概括与抽象。历史上的经济都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多元的,即多个侧面和多个层次。这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矛盾双方既有利益冲突、斗争、竞争的一面,又有互补、利益一致、相互依存的一面。这是一条经济规律。争取实现某种单一经济的努力,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它们或者未能成为现实,或者一度成为现实,但不久又回到多元状态。总之,这种努力未曾成功过。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以及经济工作中,在理论上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的一种毛病,是对经济的某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的关系,只看到对立的一面,而抹煞了互补的一面。这在分析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市场与计划等的关系上,尤为突出。本书以互补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的各个层次和各个侧面,认为诸如生产力中手工业和机器工业,所有制中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成份中的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地区关系中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等等,都存在既竞争又互补关系。当然,它们之间竞争与互补关系的情况各不相同。它们在对立中互补,有的层次且互相渗透与互相转化。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只有矛盾、对立、竞争、排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把这样的观点教给学生,对他们思维方式是有害的。 互补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各种经济形态中,那种最能发挥经济各个侧面与各个层次之间互补作用的,便是最有活力、最有优势的经济形态。用此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各种经济形态,发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197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就是这样的经济形态。它们中的互补关系主要是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以适应生产力多层次的结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共存又能共同发展,是这类经济形态独有的特征与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们为多元互补经济。其他包括资源配置手段中市场与计划的互补等等。中国的经济调节手段,在1949~1956年之间,主要是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使用计划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效果很好。1956年以后实行计划经济,市场仍存在,但失去调节作用,是计划经济加市场的体制。此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徘徊状态。自1979年以后,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经济增长状态的事实说明,多元互补型经济适合中国国情,单一型经济对经济发展不利。互补经济形态适合中国国情。这是由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复杂性与过渡性决定的。 三、理论概括举例 (一)三次现代化机遇的丧失。1842年以后中国丧失了三次现代化的机遇。 第一次是1842~1895年。19世纪下半叶是后进国家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的一次极好的机遇。中国的邻国俄国和日本,与中国一样,都是后进国家,同为依附国。在这个时期,俄、日取得现代化的成功。中国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及之后的捻军长期打仗,一方面交战双方均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于战火之中;另一方面战火燃烧的地方,生产力遭受惨重的破坏。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少数民族起义之后,自诩“同治中兴”,但清政府只想维护统治,对现代化的积极性不高。引进外国机器、技术的洋务活动,多由地方督抚进行。这与同时期俄国与日本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热心现代化,大力推进改革,大不相同。中国与俄国的这种不同,表现在俄国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迅速发展,俄国成为侵略中国并在中国获得广泛特权的国家之一。中国与日本的这种不同,表现在日本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的迅速发展,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败日胜,中国除割让台湾外,还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此后,日本用此款项推动进一步现代化,清政府因赔款而陷入财政困境,无力搞大型现代化事业。中日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之所以丧失这次良机,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领导的清政府腐败与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第二次机遇的丧失是1912~1945年。在此期间,在国内,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满洲贵族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国内民心大振。资本家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国际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一些先现代化国家连续遭到重创。此时是一次新的科技革命(电气工业引起的革命,有人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这类后进国家迅速现代化并赶上先进国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与中国同为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土耳其,就是在这个时期变成独立国家,并成为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在这段时期里,中国逐渐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工业增长率高(1926~1936年,8.3%。1928~1936年,8.4%)。现代工业(包括矿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1920年为5%,1936年为10.8%。如果连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一并计算,则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20年为10%左右,1936年为20.5%。单就工业来看,则工业总产值中的58.6%,即一半以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在交通运输业方面,1936年在航空、水运、铁路、汽车、人力车、搬运、电信、邮政等总收入13.5亿元中,51%是现代企业经营的。可以说,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中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但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夺取了政权,他一心想当皇帝。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混战。1927年以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了巩固一党执政,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国内的异己势力上。日本不允许中国强大,以战争方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直接进行破坏和摧毁,使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断。这次良机丧失在袁世凯等北洋军阀领导的民国政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手中。 第三次机遇的丧失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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