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手。付黑儿头脸并脊背等处被烧起泡溃烂， 越三日殒命。齐二仍令齐青、陈淋抬赴山崖放置。”[5]

可以看出，这两起事件的发生，相距有七年之久。那彦成对于西山煤矿中存在的这种人身奴役， 采取了坚决的制止措施。他的意见，也得到清廷的批准，明令规定：“嗣后西山一带除开门不连夏锅伙系公平雇觅工作，仍准开设外，其关门、连夏锅伙应严行查禁，将所设棘墙全行拆毁。如仍违禁开设，…… 以凶恶棍徒论，分别首从究办。窑户知情违令开设，即照藏匿罪人律治罪。 致毙人命者，按例严行究拟。”[6] 对于上述齐二一帮人，也分别首从，采取斩立决和发极边充军的严厉措施。在上引的《于公案》中，我们看到：于成龙访查门头沟煤窑以后，曾将两家恶霸马三峰、于思九拿获，斩于市曹之上。[7] 应该说，那彦成的所作所为，是援于成龙的先例的。难道这能看作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对于民窑业主们多么残暴地进行压迫吗？”当然不能这样看。

这位研究者是把民窑和官窑加以对立而进行研究的。他认为：“门头沟的民窑一开始就采取雇拥劳动，”而官窑则是“以工奴劳动为基础”的；民窑是商品生产的代表者，而官窑只是供应封建宫廷的需要；民窑代表资本主义的萌芽，“民窑的雇拥劳动和商品生产破坏了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秩序，”官窑则代表封建统治势力，它对民窑的兴起，既有刺激作用，又有阻碍作用，“而且阻碍作用比刺激的作用还要大得多。”[8] 总之，民窑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的萌芽，“在当时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民窑的业主们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封建势力的侵凌。”[9] 根据这个逻辑，他才把于成龙的活动看成是封建统治者对于民窑业主们的残暴压迫。然而，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民窑，它的内部，保留了很多残酷的封建奴役。另一方面，在官窑与民窑之间，又有一系列的过渡性的变化。比如，在官有山场中流行的领帖输税、自备工本的采商和按股计分的招商开采，[10] 就不能认为是纯粹的民营。它和封建政府的关系，呈现出复杂和多样的性质和形式，不能人为地加以简单化。

应该承认，于成龙也好， 那彦成也好，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封建统治所必需的“治安”。他们“忠实于朝廷”，未必“垂爱于百姓”。既不像那位研究者所说的是对代表“新兴的社会力量”的镇压，自然也谈不上是什么对自由雇佣的保护和促进。清朝封建政权的立场是明显的。它害怕的是窑工“聚众闹事。”它一方面惩办“煤霸”，一方面又把人身束缚关系强加在窑工身上。办法是“于采煤处照保甲法各设窑头，并遴员稽查弹压。”[11] 从这一点看，说清政府对民窑中窑工，进行“多么残暴”的压迫，倒是讲得过去的。正由于此，民窑中的矿工，并不能从此得睹天日。这从西山煤矿一处看是如此，从全国各处看，基本上也是如此。

从西山一处看，在那彦成查禁关门、 连夏锅伙的当年，刑部曾就此酌拟章程，定立专条。据说“后即乐业相安，无复从前弊窦。”[12] 然而，弊窦的清除，就西山煤矿而言，至少迟至19世纪的80年代以前，是不曾实现的。因为在80年代初期， 西山煤窑矿工之“生受鞭笞，死委沟壑”者，仍然时有所闻。[13] 而在80年代中期，还有人向报纸投书道：“在北京西边不远的煤矿中，有一种残酷奴役和罪恶。它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而且现在还继续存在。它应该唤起置身于人类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积极同情。[14]

从全国范围看，这种唤起人类同情的悲惨局面，也有久远的历史，而且延续了更长的时间。这里只举几个经常被人提到的例子：

在河南密县，窑户“在幽阴沟壑，设立厂局，圈禁工人。名曰窝铺，实为圈所。”“工头在内开设赌场，哄诱工人赌博，输钱扣抵。工价不足，此窑工完，赶赴彼窑工作，以抵前项赌债。使做工人等无工满之期。气忿莫释，或自行剁指，或患病身死。”[15] 这种恶例，至迟在19世纪20年代，便已普遍流行。

在陕西彬洲，炭井“所雇人夫，多系外来客民，五方杂处，情形较为刁野。并有诱逼幼童下井挖炭之事，毙者甚多。”[16] 写这段话的人，也是19世纪20年代前半期在陕西做过巡抚的高级官员。

在山西孝义煤矿，“几各庸力作，不如法程，或旷误时刻，或言语忿争，皆以擅自吊拷为威胁穷庸之具。”而且“向来炭窑以关禁穷佣为秘诀。”“此等佣人，多半吃烟浪费，往往借欠窑主钱文米面，窑主即以长支为词， 借端扣留，关锁幽闭，略如牢狱。”[17] 这些情况，直到19世纪80年代，还很流行。

在山东峄县，“本地土窑向来恶习，如强拉夫工下窑做活，遇有疾病，不准医药，至死方休，最为惨毒。”[18] 这也是一直流行到19世纪80年代的情况。在湖南耒阳，“煤窿大小数百处，挖取年久，煤潜水底，必先将水车尽，始能开采。窿户用有管水夫之头人，名曰水承行， 多系近地奸民充当，穷凶极恶。并串同地痞设立青龙会，积成巨款，局赌卖烟，诱骗穷民堕其术中，因而重盘剥。又商串酒馆饭店，故昂其值，恣意取盈。迨穷民负欠累累，逼令卖身入窿。其人无钱还债，不得已饮泣允从。又闻有平空哄骗，强捉客民之事。水承行筑有土室,幽暗深邃，外立木栅，挨窿处仅留一窦 ，出入启门，由水承行主之，名曰设鼓。将诱骗强捉之人，关禁鼓内，名曰水虾蟆 ，概行剥脱衣履，专令轮班车水，昼夜不休，饥寒不恤。稍倦则鞭殴其背，欲逃则刀刺其足。 且窿内阴寒气盛，工作又奇苦非常。故弱者往往一半月即因之毕命，壮者不数月亦足烂腹肿，不容休息，不给医药，坐视其毙。尤可惨者，每年春间停工，水虾蟆幸而苟延无恙，水承行仍将其留禁鼓内，以备将来车水，名曰养老米。内外扦格，消息不通。每岁每窿水虾蟆之受害死者多则数百人，少亦数十人。 随就山窟掩埋，亲属既未见闻， 无从报验。屡经该地方官不次严禁，而各窿户与水承行巧为规避，终属阳奉阴违。”[19] 这种情形，在19世纪80年代， 已经普遍引起非议。 官方也表示要加以严禁。 然而实际上，谁也无力加以艾除。这个毒瘤或者说流毒，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20年代而不绝。[20]
从这少数几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手工煤矿中“残酷的奴役”的存在，至少在1820～1920这一百年当中，是绵延不断的。而在19世纪的80年代，各地反映更加普遍。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上，80年代是一个什么时期呢？它是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时期。具体到煤炭的采掘上，进入80年代，它已经是中国两个大型的现代煤矿——基隆和开平分别成立了四年和两年之久的时期。然而，就在这个时刻，代表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采煤，却仍然停留在这样落后的状态中。两下对比，再一次证明那种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来自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的说法，是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的，至少在煤矿业的发展上是如此。

当然，鸦片战争前的手工煤矿，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有的仍在继续开采。尽管在采的数目上有日益缩小的趋势，[21] 但仍然继续存在，没有中断。在这里，所谓“中断论”是不能成立的。但手工煤窑向新式煤矿的演变，的确没有发生。 中国第一代新式煤矿的产生，基隆也好，开平也好，都可以说是新起的炉灶。在这一点上，说原有煤窑向新式煤矿发展的中断，又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中断论，在这个意义上，并无不妥之处。它和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鸦片战争后因外来侵略而夭亡”，[22] 在观念上是一致的。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陈的，“把中国作为资本主义萌芽何以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典型来研究，与把英国作为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典型来研究，应当具有同样的学术价值。”[23] 我们同意这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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