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但是从劳动交换来说测不完全是这样。这就是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而来的所谓政府功能，它是统治者给予社会的管理和服务，从宏观控制来看，也是一种劳动交换。诸如统一度量衡、维持币制、商旅治安、均输平准、仓储制度、青苗市易、关卡商税，以至榷禁、专卖、闭关、禁海、协定关税等（我把开运河、修驰道、设驿传等归人下项）。这些政策设施似乎有利有弊，但不能以“目的在加强剥削”一语把它们抹杀，而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对于政府在交换中的功能，我们注意不够，国外则已有学者进行具体研究，[36]一般认为，比之欧洲中世纪，中国封建政府效率较高，治安亦较好，故商务发达。

第四，运输和通讯，是关系交换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们是提供劳务，进行劳动交换，但和前述主项不同。前三项的劳动交换，虽也常有等价形式，但所交换的基本上是具体劳动。运输和通讯因较早形成产业，它们已属抽象劳动的交换了。马克思把运输业称为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却认为通讯不生产价值，把它列入“纯粹流通费用”，这是没有道理的。[37]­谁都知道，促进英国对华商品侵略的有两件事，一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航，其二就是1871年伦敦至香港海底电线的接通。运输是商品的载体，通讯是信息的载体。若说运输因使商品“位移”就生产出物质来，甚为费解。其实，它们都是提供劳务，进行劳动交换。我们主要是研究它们在各时期的功能，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费用、时间、安全或准确性。用趋势或导数表示，它们在19世纪初发生一个突变，这就是轮船、铁路和电讯的出现，功效大大提高。

第五，货币流通和信用流通，即金融，它们也是提供劳务，与商业关系密切，一如运输和通讯。只是我国现在还未承认它生产创值，[38]®但这无碍于经济史的研究。事实上，我国货币史和金融史阶研究是颇有成绩的，这里也是要从它们对生产和流通的功能上来考察，纳人交换史体系。它们是在资本主义的后期，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智能交换，如前所说，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流通。其重要者如黄河流域的农艺学向江南推广，中原工农业技艺向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丝绸、制瓷等技术的输出，外国作物、工艺的引进等，史料丰富，都可写成专著。问题也在如何考察其功效，纳入交换史体系。西欧实证科学和理论力学的发展，导致18世纪的产业革命，同时我国则由先进国变为落后国，其间信息的闭塞和不能象日本那样“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若比邻”提倡‘“洋学”[39]¯，不失为原因之一。殆19世纪后期，我国建立新式工业，而管理知识跟不上，又常沦为功败垂成的一个因素。经过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据说人类将进人‘“信息时代”，姑不论说者如何，智能交换已逐渐成为交换的主要内容了。治史者以当今为钥匙，研究历史上交换经济的发展、研究交换作为“社会职能”的作用，是不能忽视智能交换这个内容的。

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和商品交换有所不同，它们常是多种形式并存，每种形式在历史发展中又具有阶段性，或发生我所说的突变。我把它们的发展过程权且示意如图Ⅱ。该图示是以生产和时间为坐标，利用各种交换曲线的相对斜率即导数值代表其对Op的功效，即对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还都未经研究，图示不免随意性，但可供读者批评。（在设计上，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智能交换g作为参照系，即设g的dp/dt=1）。



小 结


以上所说，只是个大胆的设想。实际上我的意见不过是：（1）在经济史的研究中要注意交换，不宜只重生产；（3）在商业史的研究中要扩大视野，不宜只着眼于商品。而这样研究的目的，无非是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今用。可喜的是，从1985年起，我国农村已进入商品性消费阶段，农民人均生活消费中商品性消费已占60.2％。但是，在劳务、服务和智能信息的交换上，还是很落后的、1986年9月12日《人民日报》有则题为“家庭能量释放之后”的报导，对我启发很大。
说的是安徽一个“没有商品生产传统”的落后县，不用国家或集体投资，通过交换和“能人效应”，发展出专业村、专业片，25万多人加人第二、第三产业，从一个“典型旧农区，推向商品生产的汪洋大海”。可以看出，要释放这11多万个家庭的能量，单靠开放商品市场是不行的，各种交换都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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