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所以是经济史学所需最低的条件，而并非充分的条件。经济史上的事物，其范围(内含)有大有小'其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其结构有繁有简，其影响有久有暂。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慢"半拍"都可以做到描述研究对象发生、发展与终止的过程，并对它作出初步的但却是既能定量又能定性的，即最基本的评价。这已能达到经济史学研究的最低标准，保证经济史学科长处的最低程度的实现。例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在1949年终止，在1949年以后便可以将这种经济形态作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1956年终止'在1956年以后，便可以以这种经济形态作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农村人民公社在1983年终止，在1983年以后便可以以这种经济组织作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至少可以了解研究对象的产生、发展过程、终结局面、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地位，并作出相应的评价以及某种理论抽象。

1987年，有一位经济理论研究者对我说起，在全国，他既是第一个著文论述农村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的人，也是80年代初第一个著文论述农村人民公社应该废止的人。他的体会是，认识一个事物的本质很不容易。我的看法是，他研究农村人民公社最后的结论，即他的研究工作的最后成果是正确的'对于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对于研究现实问题的人来说，在研究过程中，随着研究对象本身的变化而发展改变自己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经历过50年代以来学术生涯的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在诸如计划经济、1957年以来的经济体制等等问题上，未曾改变观点的人大概很少。我由此想到，在农村人民公社、计划经济、1957年建立的经济体制结束自己的历史以后，才将它们作为研究对象，才完成对它们的研究结论，或许可以避免上述理论工作者的某些烦恼，从而显示出经济史学一个方面的优点。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长处、难处。对于经济史学来说，只有慢"半拍"，给历史留下沉淀时间和经济史学者留下沉思的时间，才能形成和显示自己的长处。但慢"半拍"一一充当"事后诸葛亮"，也是它的短处。

六、应不应该有当代史

有些学者，如中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现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吴承明教授，在80年代给中国经济史下的定义是："中国自远古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8]在这个定义中，中国经济史的下限止于1948年或1949年，止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结束之年。从1949年到80年代的3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不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象之内。这30多年及其历史可能被列入了历史沉淀时间和历史工作者反思时间。在经济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一些以"历史"、"经济史"命名的著名刊物，刊登的文章以1949年为下限，论述中国1949年以后历史的论文一般不予采用，大概也可以看成是这种观点的表现。这种理论、观点和实践涉及到应不应该有当代史、当代经济史，当代史、当代经济史是否不在学科研究对象范围之内的问题，中国当代史迟迟不能建立，与此理论问题未能解决不无关系。

在1949年以后至80年代的30多年或至今为止的46年中，包括1949一1956年的全国范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阶段和1957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形态阶段。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已成历史，为什么不可以列入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予以研究?它终止之时距今已30年，为什么还不研究它?在理论上似乎难以说明白。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已经近30年，其间已经历几个发展阶段，人民公社等一类经济组织经历了从产生到消亡的全过程，为什么不应该列入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予以研究?在理论上也似乎很难说明白。

有一种事实是有目共睹的，即经济史学研究的对象距现实(今天)的时间愈短，其研究的经济政策得失，所总结的经济工作经验，揭示的经济运行特点与规律，抽象出的理论，能成为社会各界认识现实经济与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的直接依据，成为他们作出决策的直接依据，从而对现实工作的借鉴意义愈大，作用愈大，社会对它的需求愈迫切。这有利于充分发挥经济史学科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有利于使经济史学科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与重视。研究贴近现实的对象，是经济史学发挥自身功能、影响并获得发展机会的内在要求。

在经济史学史以及史学史、经济学史上，未曾有过30多年前或40多年前的历史仍未列入研究对象、未被研究过的事实，更没有一种经济形态已经终止三四十年后尚未被研究的事实。将历史研究延续到当代，是史学史特别是中国史学史的传统，否则无法"通古今"，"观古今之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主张历史研究要有沉淀时间，他们有关历史的论著中，当代史或从古代、近代写到当代的占很大的比重。现代形态的中国经济史学科自本世纪头30年诞生时起，就将当代经济演变过程列入研究对象。检索一下中国经济史著作的出版情况便可看到，20年代末期出版的，不仅有写到1911年的，也有写到20年代的前期的；30年代、40年代出版的，不仅有写到20年代的，还有写到30年代前期的；50年代出版的，不仅有写到30年代的，也有写到1949年的。问题发生在50年代中期以后。在1958年以后至80年代初，这种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而延伸研究对象下限的做法不见了。这是由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和"左"的学术批判造成的。这种斗争和批判使研究现(当)代经济史成了畏途。研究者研究远离现实的对象，一则可以保平安，二则可以不受一些流行的、违背了就要作为政治错误受到批判、被禁止的观点的直接约束，从而实现科学的追求。可见，60年代至70年代经济史学不研究现代经济史，是错误指导思想下造成的。我们要将它看成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不应以它为据，反映到理论上，似乎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不包括现代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下限只应到1949年为止。
七、要求与风险

经济史学研究对象的时间下限要跟随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而不断后延，给经济史学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经济发展是连续的。经济现象本质的暴露与经济发展规律的被认识，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一种经济现象的产生，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其后果与影响如何，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与后续的事实才能看出来。研究的对象离研究它的时间愈远，虽然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时代隔膜愈厚的不利条件，但研究对象的后续时间愈长(沉淀时期愈长)，其后续情况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愈明显，人们对它的认识时间愈长(反思时间愈长)，积累的知识愈多，故研究的成果(结论、认识)接近研究对象的本质，接近客观真理的可能性愈大。相反，研究的对象离研究它的时间愈近，虽然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时代隔膜愈薄(甚至是研究者亲身经历过的时代)的有利条件，但研究对象的后续时间短，其后续情况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未充分表露出来，使人们陷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地；人们对它的认识积累尚少或没有积累，甚至有些情况、资料尚未公开，研究者无法知晓，从而研究的成果接近研究对象的本质、接近客观真理的可能性愈小，犯错误的可能性愈大。这就是说，研究的难度愈大，对研究者洞察力的要求愈高，风险度大。这里且不说因研究成果(认识、评价)冒犯某些在世的权威，或与某些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却甚为流行，被认为正确的观点不符，而受到批判、围攻、压制的风险。在一个时期，正是这种风险使许多人视当代史为畏途。

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正式成立于1983年。在成立时我就提了一个意见，即我们的研究工作将跟随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而延续下去，从而要求课题组的成员随时关注、研究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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