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适应封建时代分散的独立的小农经济经营管理方式，对地主经济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隋唐以后科学制度的实施，打破了门阀世族对封建官僚的垄断，封建官僚不再为地主阶级某一阶层所独占。科举制度大大削弱了封建社会的严格的等级界限，有利于封建国家官僚的更新，有利于庶民地主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等制度，为封建社会不同等级成员间的相互转变创造了条件。它使地主阶级的成员多不像领主制经济那样遗承继自然更替，而常常是一些地主破产了，另一些新的地主又产生了，形成了某种自我更新机制。同时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界限并不十分严格。等级界限相对模糊，并非僵化不变。与西欧的领主制封建社会相比，它绝非是僵死的社会，而是一个具有某种动态性的社会，从总体上说，封建土地私有在扩大发展，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呈逐减弱乃至松解的趋势(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其产生并非始自秦统一。顾炎武对春秋战国时各国废封建，立郡县而逐渐走向统一的史实有详细考证，指出：“此固其势之所必至，秦虽欲复古之制，——而封之，亦有所不能”(《日知录集释》卷22)。它是地主制经济建立政治统治的需要；是中国历史上与分封割据相斗争的产物。与领主制经济的分封割据相比，地主制经济的中央集权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在“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马恩全集》21卷453页)。西欧中世纪虽然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到13世纪以后，一些国家也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它的产生有历史必然必性。“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柳宗元：《封建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作用和影响。秦以后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是主统。它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强大国家、防止分裂割据的生要保证。中央集权以地方削权为其前提。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一般不直接掌握行政司法权，从而使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相对减弱。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于抑制大地主集团的过分膨胀，稳定小农经济，调整土地政策，改革赋税制度等等，都曾起过积极作用。当然，封建国家一贯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皇权至高无上致使皇帝滥用权力施行暴政，以及在思想文化实行的专制统治等等，都是其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负面作用和影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明显具有二重性。

思想文化方面，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之际，即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产生时期，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局面堪称人类意识形态发展史上灿烂的一章。诸子学说之精华，至今光辉耀眼，且永远是全人类思想文化的宝贵财富。其后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也有其进步一面和民主成分。西欧“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丫，“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等)；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主流早已摆脱了宗教和神学的支配，二者相比显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

总之，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十分成熟，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其辉煌篇章，创造了高度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历史上曾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在封建时代，中国不仅地主制经济高度发展，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其“整个社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

然而，在人类社会由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明显地落后了，这又应如何解释呢?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时代变革，都是其自身历史的辩证发展。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既必须以旧社会为母体才能产生，又必须在清除旧制度的基础上方可建立。旧制度的瓦解为新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资本论》第1卷783页)。就某种成熟的社会经济制度而言，它既可能为新制度的产生创造条件，同时由于其成熟而带来的坚固性，则难于瓦解，又必然成为新制度建立的极大障碍。中国的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即是如此。正是由于其长期高度发展，十分成熟，具有坚固的结构，所以其解体十分困难，而成为近代开始之后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明显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的坚固结构，首先表现在作为地主制经济基础的个体小农自然经济这一生产结构方面。具有一定水平的独立的小农经济是租佃制即地主制经济赖以建立的基础。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结构的最基本的形式。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小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这种自然经济的生产结构具有极大的坚固性，以至于到近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外国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产品对它的冲击也要败下阵来。

地主制经济本身的灵活性和运动性，同时亦使它富于韧性和包容性，从而使地主制经济和封建制度得以长期延续，顽固存在，难于瓦解。

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形成的独具特点的一套社会经济制度，如上述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等等，固然对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社会的繁荣起了积极作用，但从向近代转化这一方面来说，同时又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和作用。土地允许买卖，科举取士，使商人最后多投资于地产，或转向仕途，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互相包容，大大减弱了工商业发展对封建经济的冲击力量和瓦解作用。诸子均分使财产不断分散，明显不利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长久实行的重农抑商，重伦理轻科技等国策，形成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生产力水平长期没有大的发展；其对思想文化的专制禁锢，更极大的压制了民主思想的成长，甚至使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夭折，等等。

总之，对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也必须从它本身方面来寻找；但不能由此简单地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从来就是落后的。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最初从西欧封建社会产生，其后，不断发展壮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中国的封建社会，至明清之际虽然也萌发了某些近代性因素，但在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阻力极大，步履颇为艰难。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就封建制度而言，只有欧洲封建制度才是人类社会典型的封建制度，而中国封建制度是落后的，不成熟的。因后一阶段发展的成功，即认为其前一阶段也是最成功的，并否定其它。或认为，先进的东西只能从最先进的地方产生。若按此说，先进者将永远先进，落后者便永远落后。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实际是，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很长历史时期内都处于先进地位，实为封建时代较高的发展阶段。近代以后其落后的根本原因，正是它的十分成熟、高度发展向反面转化的结果。人类历史的发充满着辩证法。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