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及系统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从由这两种伟大的转变所导致的生活方式而言，近代是一项西方的工程吗？对此问题，直截了当的答案一定是Yes”。很清楚，吉氏所说的“现代”（即近代）的历史，是人们所熟悉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而世界近代史不过是一个始于欧洲的全球化过程［注解：以上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263－264页。］。如果说明清中国经济发展必定走英国的道路，那么不是正好符合福山和吉登斯所说的那种必然性吗？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到了今天，它却日渐衰落，乃至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前景。为了挽救这一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研究，我们必须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认真的总结，并且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成果，来重新讨论以往研究中的那些重要问题。明清中国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进行这种研究却不能再完全沿袭以往的做法。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对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进行过激烈的批评，指出他们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概念体系上，仍然“完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不肯“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注解：前引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327、330－332页。］。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那么这项曾经风光无限的研究，也将无法摆脱僵化，在新世纪史学的发展中越来越被冷落，逐渐为人忘记。这样的前景，将会令我国的史学工作者感到无限怅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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