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会员所能做的工作越是有限和专门，它出售其商品的市场区域范围便越大。高度专业化的行会，如佛莱芒的纺织，各道工序加以细分，并成为各自独立的行业。这一广泛的分工如此有效，以致佛莱芒的织物充斥各地，将整个欧洲的价格压下。庄园、行会，为后来的企业组织提供了制度惯例。

庄园的作用、行会的作用，在中国都由市场来执行了。例如，它们集中众多商品的职能，由市场等级体系逐级集散商品来完成，它们规定价格与传递信号的职能，在中国也由市场等级网络来完成了。中国的行会，没有渗透到生产环节与销售环节，只是协调行业成员与政府的关系，也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

杨小凯（1999）通过数理分析得出命题如下：若系统中的基本元素数目并非微不足道，则层系更有效率。最优层系的相对效率随基本元素的增加而提高。如果层次数很大，则人们可以通过附近的小城镇与邻人交易，通过大城市和其他中等城市与较远的生产——消费者交易。这就是说，层次数大能减小贸易伙伴的平均距离。如果生产中的分工足够发达和/或城市规模经济及交易效率足够低，则一个城市系统是多中心层系。否则，它就是单中心层系。具体的分析有待实证，但大致可以说，西欧中世纪是多中心层系，而中国传统市场是单中心层系，那么，二者在分工的水平、城市规模经济及交易效率方面是各有特色的。

西欧的市场结构，与传统中国有较大差异。（龙登高：1992）这种差异似乎可验证上引杨小凯（1999）的命题。西欧没有形成传统中国的市场等级体系，可以说是“多中心层系”。与中国相比，其市场网络没有那么细密，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城市经济规模似乎也要略逊一筹，交易效率整体而言也要低一些。但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中的分工却要发达一些。通过各地每年一个月的市集，各庄园之间，以行会来组织的工商业城市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


五、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或谓中国缺乏强劲的技术革新来带动制度创新，尤其是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这里的关键问题其实应该是，技术创新是怎样产生的。诺思（1994）在谈到工业革命时认为，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更。保尔•芒图（1983：387）也指出，产业革命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的形成。资本集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先于技术发明的，近代大工业只不过加速并完成了一个早已开始了的演变布局。诺思（1999）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可见，制度变迁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各国的工业革命，几乎都是发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和存在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并长达200多年。

单纯的技术发明不一定能带来技术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与之配合；它更不一定能推动制度创新，而往往是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铺路。甚至技术发明并不一定会受到欢迎。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肇始于飞梭，但其发明者约翰•凯的命运很悲惨，织工们控诉他想剥夺织工们的生计，制造商们拒绝他所要求的使用费用而起诉他，他只得四处逃难，到法国去了。飞梭及其发明者的命运，相对于中国一些发明来说要幸运得多。清初戴梓发明的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惮削弱八旗军的传统与优势，不予采用，还将他发配充军。这是技术发明受到制度制约而窒息的典型事例。

一个行业及相关行业中的各个工序，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互动的整体节奏，某一技术的改进会打破共同的节奏；或者相反，某一技术改进不能为这一共同节奏所容纳，最终只能自动退出。18世纪英国阿克莱发明的水力纺纱机，成功地加快了纺与织的产业节奏。但14世纪出现的类似发明水转大纺车在元代中国却昙花一现（李伯重，1987），未能打破当时麻纺织业及后来棉纺织业的生产节奏，相反自身消失了。元代出现的三锭纺车，至明清也未能取代单锭纺车。“纺”这一环节的技术革新，在中国不止一次夭折了，它不仅未能带动“织”环节的相应改进，反而不能不回复原有的纺与织的节奏。可见，技术的使用、推广，是由市场与社会的需求来决定的，如果缺乏这种需求，或者说需求微弱，它将难以推广和普及，并在普及过程中不断完善。英国棉纺织业则从“纺”的技术创新开始，成功地带动了整个纺织业的技术革命。

英国棉纺业直到17世纪才自印度传入，毛织业这一传统工业则历史悠久得多。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棉纺织业。保尔•芒图（1983）分析道，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未被墨守陈规的传统所束缚，它处在那些阻止或延缓技术进步的法规之外，它好象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毛纺织业则太保守了，受到特权的保护，所以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自行完成自己的变革。英国毛纺织业技术创新的迟滞，正是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导致创新受阻。

正如英国的毛纺织业，明清中国的棉纺织业从生产到市场都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在这个传统产业中，某一环节的技术发明，因为它的使用会引起整个产业体系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整个产业系统才能使技术发明得到广泛的应用，对于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传统产业来说，这种发明是力所不及的。因此某种技术革新不仅未能带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相反自身要受到这个产业体系的制约。
六、交易费用与产业组织

假如一个资本所有者要创办一个企业，他将必须支付如下费用：1）土地成本，2）劳动力成本，3）组织管理费用等等。

西欧一些企业，或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体，是由庄园演进而来。在西欧的庄园中，土地是不进入市场的，而劳动力依附于庄园主，因此1）、2）两方面的交易费用不会提高。至于3），西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集来组织商品流通，它适合于大额商品的流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在这种市场体系中具有优势。因此，领主组织园内的劳动力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此时在内生交易费用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改变。而中国的地主，要把分散的个体的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要在高地租的土地上建立大型工场，内生交易成本要大得多。
产业组织的产生，还是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的结果。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并转化为产业资本，大体经历如下过程：

商人资本——包买商品——提供原料——提供工具——开设生产场所——完全雇佣
商人资本所关心的是买卖的差价及由此带来的商业利润。正是为了增加买卖差价，为了占有市场卖出高价，他们才包买小生产者的产品，为了在买进价格上实现节省，他们才掌握原料，继而掌握设备，乃至工业厂房。通过资本对产业的组织与管理，他们试图降低市场与分工的扩大所引起的交易费用的上升，也就是说，通过对市场的替代，来减少交易费用。

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地市场活跃，地价高昂，建造厂房所耗1）土地成本高。劳动力在家庭中使用是不计成本的，但当他为人雇佣时，就不同了，起码得支付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劳动力市场广泛存在，但这种劳动力，往往是季节性劳动力或者是具有一定生产工具的劳动力，转化为自由雇佣劳动力难度大一些。中国的个体小农家庭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个体家庭经济很容易复原，劳动力一旦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可以租佃土地恢复个体农耕生产。而西欧的农奴，因为在生产上依赖于庄园主，一旦从庄园中分溢出来，很难进行个体生产，常常被迫进入工商业。因此2）企业来组织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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