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历史一元论的基础是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这种一元论源于希腊哲学的“逻各斯”理论，到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达于绝对化，好像世界所有文明都来自《出埃及记》。18世纪，维科和赫德尔(Johann G.Herder)提出文化多元论。康德读了他的弟子赫德尔的著作后研究历史哲学，但他持一元价值论，提出“世界公民”的历史观。黑格尔更是完全的历史一元论和中心论者，中心即普鲁士王国。工业革命以后，出现西欧中心论。19世纪，出现历史发展阶段论，把各民族文明差异归结为西欧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落后者是处在西欧的早期阶段，希望他们按步就班前进。

后现代主义者在哲学思想上差不多都是多元论者和非中心化(decentering)论者，在历史观上也是这样。如有人认为世界本来是差异的、多样的，先进和落后都有其存在价值。著名的后自由主义者柏林(Isaiah Berlin)批判“世界公民”思想，提出各种文化价值的“不可通约性”，不能用一个尺度来衡量，甚至不可兼容，自然不能有一个中心。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汤因比都是文化多元论者。斯宾格勒认为每种文化都会由盛而衰，因著《西方的没落》，世人瞩目。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认为西方文明可免于衰亡，但不能靠物质力量，而需要一种“终极的精神”。晚年，他把注意力转向东方，他在1975年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将来文化上统一世界的不会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

4.历史的连续性问题

后现代主义者很多人认为历史是非连续性的。有的是从强调个别性出发，世界上的事物彼此没有必然的联系，历史上的事物也没有纵向的必然关系。有的是从后结构主义立论，强调社会的非同质性，那么后一代与前一代也没有必然的同一性。后现代主义的领袖人物也是历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此有深刻的研究，他号召新的历史学家应该去寻找历史上“断裂的现象”和“转换的原则与结果”。

历史非连续性的论断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今天我们的问题正是要反对割断历史，似乎一场革命就可与过去一刀两断，重新创造，在一张白纸上绘新图画。马克思在论法国大革命时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他在论历史时说，“历史不外是各世代的交替”，每一代必须接受前一代留下来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同上第43、51页)。这三者是不能割断的，只能继承下来进行改造。

不过，对于福柯的非连续性历史观也不能闭目了之，需作些说明。

中国的史学传统一直是重视连续性的，这在历史观上就是“通古今之变”。西方不是这样。早期西方史学都是一件一件的故事，互不联系。鲁滨逊(James H.Robinson)的名著《新史学》说，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史学中时间错乱的现象还习以为常，历史连续性的概念是19世纪才建立起来的。福柯也说“19世纪成为历史学的世纪”，他所批判的正是这时期的史学。他说，这时期的史学设定了一个永恒的真理，把合理性作为人类的目的，又受进化论影响，排除断裂现象，把历史写成人类不断完善自己、理性不断增强的历史。19世纪末，更把社会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形态，某种同质的文明，排除个体，历史抽象化。福柯声讨的正是这种有发展而无变革的目的论的史学。

福柯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史学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史学，人创造一切。而这种理性的人，是由权力建构的。权力认可的理性，压迫一切异论。他从笛卡尔的《方法论》中看出理性(工具理性)的极权性，又在众多论述中加以论证。他反对这种以权力为基础的主体主义史学。

福柯主要是研究文化史和思想史，他把思想认识称为“知识型(episteme)。他认为，启蒙运动以后在科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型不是继承古典时期的原型而来，而是古典认识的断裂和非连续性转换。因而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宣告“历史已死亡”，提出建立“新历史”。

建立新历史，福柯要求用非连续性概念来划分历史的系统和层次，发现历史“过程的界限，变动曲线的转折点，历史事物功能的极限。他反对传统史学的永恒真理论、目的论、线性发展和因果链模式，而强调断裂和转换。他说，这种新历史的最初阶段可上溯到马克思。我们知道，马克思曾说过“历史的动力……是革命”。看来，福柯的断裂和转换亦有变革、革命的意思，也可说，是从积极方面来解释“通古今之变。”

福柯的论述集中于《Dits et Ecrits》中译本《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总的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新的历史观多少都有向中国历史观靠拢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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