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有更丰富的物质享受。这一愿望只有市场制度可以实现。所谓市场制度就是在公平竞争的众多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各方出于自身利益讨价还价，形成价格。此价格随供需形势而变化，并且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决定资源配置。只要人们仍追求物质享受，市场及价格就是不可少的。这个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结论适用于我们可以想象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因而适用于未来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从表面现象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使人类摆脱稀缺性。但从深层次看，如果没有了价格人们将无从比较稀缺性，科学技术将失去其发展的方向。所以有用的科学技术必须在市场价格的环境下发展。

     上面的论述是微观经济学的推论。离开微观经济学复杂的推导，用最简单的生活逻辑也能看出何以市场制度有助于经济发展。

     所谓市场，它是在互相有信息沟通的情况下由无数交换形成的。基于双方自愿的交换能给社会增加财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交换的动机是经济利益，只有能同时给双方带来利益的交换才能实现。任何有损一方的交换都将被拒绝。所以一切交换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在不使任何人受损的条件下至少有一人受益），除非这种交换影响到第三方的利害（例如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结果无数的交换带来全社会财富的增加，经济便得到发展。

     何以交换带来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生产的优势。他可以用自己擅长的产品去交换得到自己拙于生产的产品。铁匠用斧去交换牧人的羊就是例子。在有货币的市场中，不一定要双方直接交换各自擅长的产品，而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每人的专长。一名牙科医生买票坐飞机，他通过用自己擅长的产品为第三方服务所获得的货币去交换飞机的服务。他用不着自己去造飞机，而用治牙的专长得到坐飞机的服务。对造飞机的专家来说，情况也相同。

4 、人权与市场

     交换既然能为双方带来利益，它必定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事实也确实如此，人类最早的交换已无法考证。但无疑它发生在人类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前。既然交换是自发的，为什么市场制度却晚了几千年，到十六世纪前后才开始缓慢地发展。

     零星个别的交换虽然是市场制度的基础，但终究不同于市场制度。从交换发展成市场制度是一个平等成员之间博奕产生规则和维持和改进共同规则的过程。这个过程常被暴力所干扰。尤其是如果参与交换的各方不具有平等地位，一方可以胁迫另一方，或可以欺侮另一方而不受制裁。特别是，如果普通百姓的财产所有权得不到保障，交换就发展不出市场制度来。上述妨碍市场建立的各种原因，可以简单归纳为缺乏人权。从历史看，人权基本概念的出现是与市场制度的萌发同时发生的。中国虽然有非常发达的交换，可是几千年来没有出现过市场制度。这正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中人权概念的出现远晚于西方。从现实世界看，世界上人权比较得到尊重的都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人权都比较得到尊重。反之，人权得不到尊重的国家无例外地都未能建成市场制度。可见市场制度和人权是密切相关的。一旦人有交换的平等权利和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而且这种权利和自由得到可靠的保障，市场制度必然会产生，而且这种制度将推进人类进入到物质极其丰富的社会。

5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人权进展

     从 1978 年起 22 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辉煌业绩。人均收入增加了约 4 倍，有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从人权的角度来看，经济改革的成功是与人权状况的改进相辅相成的。

    1911 年的孙中山革命即提出反对中国专制皇权和博爱的口号，其实这就是对人权的诉求。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出现人权这个词。到 1919 年由学生、教授们发起得到工商界支持的五四运动进一步提出了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但是此后的 60 年间，中国先后发生了无数的内战和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新中国成立，但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改进。尤其是文化革命，是对人权的严重的践踏。红卫兵或群众组织可以随便进入民宅抄家，没收财物，关押平民，甚至处刑。这种情况不但发生在普通百姓之中，也发生在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之间，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人遭到人身迫害，直到死亡。在普遍缺乏人权安全的情况下，人们要得到安全的唯一方法是攫取政治权力。所以文化革命是全国城乡从上到下的一片夺权混战，没有人可以例外。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中国经济濒临崩溃。

     中国历代专制皇朝的朝廷结构，从本质上看是建立在缺乏人权安全的人际关系之上的。人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必须用尽心计才能保护自身的安全。在一个缺乏人权安全的结构中，人人都将变得阴险毒辣。这不是由于这些人心计不良，而是环境和制度造成的。改革之后这一情况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善。由于邓小平同志首创的政治改革，建立了领导成员的正常退休制度。 20 年中有不少领导人退休或因故辞职，他们下台之后仍能和平地生活，这是中国人权得到改进的极重要的一个方面。

     改革 20 多年极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市场推进了人权的改进。与五四运动以后的 60 年（ 1919-1978 ）作比较可以看出市场推进人权的极端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试图建立一个平等、富强、幸福的新社会，但由于没有依靠市场，而是依靠中央集权，按照一个预先设想的蓝图，通过计划经济来实现，结果却导致了 1976 年近乎崩溃的国民经济。改革的 20 年虽然没有把人权当做首要目标来追求，而是将目标放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结果却出现了人权状况的极大改进。过去旅行的自由是不完全的，农民不得离开其土地（由户籍及粮票控制），城市人民旅行也有许多限制（有些地方要凭证购火车票），更谈不上出国（只有少数政府官员因公可以出国）。现在这些限制几乎都取消了。过去人们没有择业的自由，工作由领导和党组织决定，人象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拧在那里就定在那里。现在人们有了辞职的自由。过去中国人只有一个主雇，即中国政府。这唯一的主雇决定每一个人是否可以被雇用，以及他的工作性质、地点、工资。现在除了政府有众多的非国有企业，还有外资企业，使人们有了择业的自由。言论自由有了极大改进。过去在毛泽东的照片上涂抹，可以按反革命罪论处被关押甚至枪毙。现在有不少公开批评毛泽东的文章和书籍出版。过去人们没有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买许多东西要凭票证，有不少消费与人的身份有关（例如只有高级干部才可以购飞机票或软席卧铺票），现在成了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最重要的进展是人们开始用法律保护自己，打官司成为时髦活动。近几年来由法庭审判的案子迅猛增加，一方面说明人们之间纠纷增加，社会的非生产性活动上升，但证明人们对法律逐渐恢复了信心。共产党也强调减少党对法院审判的干扰，保持司法的独立性。这一情况与文革时法院关门，宪法被践踏，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竟不能援用法律授与的豁免以保护自己的情况相比较，有了巨大的进步。

     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否一定能牢固地确立人权并进而完成向民主法治的社会的过渡，这是尚未有定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有，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研究。这一研究超出了本题的范围。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猜测，我认为取决于政权和人民双方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如果政府对变化采取宽容态度，人民有足够的耐心，这个过程在中国也许能在三四代人之间完成。中国终究是一个相当穷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人权、民主、法治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是比较新的概念。操之过急只会把事弄糟，中国共产党在过去 20 多年的改革中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业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人民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凭中华民族的固有的文明和智慧，我对中国的人权前景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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