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 Coleman)等。[55]

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点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制度研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T. W. Schultz），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58]，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59]、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与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统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成。

新的政治经济学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6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 Economics (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 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61]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经济状态如何影响政府的维持或换届，二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政治商业周期、政策的优化、选举、政党、政府的规模、公共支出等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假设，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62]政治的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经“成为一种用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会政治现象，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交的新学科。”[63]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J. K. 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 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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