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11。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 ，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 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 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宪政"；人们选择宪政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 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 。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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