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率的量化公式，提高生产率本质上是效率问题，最为关键的就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教育体系，增加人力资本的知识、技能存量。　　（2） 非公经济的贡献率存在差距。
　　对可获得数据（广东、东北三省等10省市数据不可得）进行分析，浙江比例最高，达到60%，绝大多数省市处在40-50%之间，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上海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8%，甚至低于贵州水平。云南和青海两省比例最低。
　　数据表明，天津、上海、广东等省市较高的对外开放度不但与贸易有关，而且也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相对而言，对于北京、浙江来说，应该进一步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加快落实优化发展环境的工作，扩大外来资金的带动作用。
　　（3） 不能依赖单一的资源禀赋。
　　上面我们分析的是各省市优先发展其资源禀赋密集的产业，从而可以发挥本省市的比较优势，不过我们认为，仅仅发挥静态的比较优势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动态的竞争优势，否则就是步入“比较优势陷阱”。譬如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第五、六类省市应该发挥土地密集的比较优势，然而现状并不像我们预期中的那样。2002年排在我国农产品出口前十位的省市中，其中有一半的省市耕地面积位列全国末十位。
　　之所以出现上面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如下原因：前面的分析过程暗含着如下一个前提假设：各种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等同的。而实际上，科技的进步和发明使自然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禀赋在国际分工中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经济增长是多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结构比例。譬如东北农民可以发挥耕地资源较多的比较优势，生产需要密集投入耕地的大宗农产品，山东、福建农民则可以生产需要耕地投入较少的蔬菜水果和水产品，因为山东、福建可以依靠其他资源进行替代贫乏的土地资源，从而弥补农业生产的劣势。另外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亦不一样。譬如北京市经济发展阶段靠前，对土地资源的依赖程度减小，相反凭借其突出的技术优势，在农产品上具有竞争优势，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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