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是无法估计的。
其次来看因缺乏资金致使中国经济建设无法正常进行以及被延误而造成的损失。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初，最为稀缺的资源就是资本，因此资本形成的快慢、资本数量的大小就成了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按照经济学家莱宾斯坦的论述，一国的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至少也有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即有一个最低限度。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打破低收入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必须首先保证有足够高的投资率，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个投资率水平即所谓的“临界最小努力”，没有这个最小努力就难以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然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政府却打了一场大败战，不仅掏空了国库和人民的腰包，而且还筑起了惊人无比的高高债台，“临界最小努力”的投资根本不可能。中国政府被债务、赔款等压得喘不过气来，几乎所有的精力都集中于此，还债、赔款犹嫌釜底抽薪尚来之不及，进行国内的工业化等经济建设又哪来资本？因此，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只能作为许多中国人一个遥遥的幻梦而存在着。由于没有资金，既不能进行“临界最小努力”的投资，更勿谈象日本那样通过国家投资来发动工业化了。由于战争赔款、由于因赔款而衍生的巨额利息等负担，不仅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经济建设，而且还因此打断并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使中国为此而支付的机会成本当以成千上万亿来计。
甲午战争的直接、间接成本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无比重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因战败而更加拉大了与世界诸列强的距离，中国进一步沦为列强弱肉强食的对象，因而，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又先后出现了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事件。而日本由于大发战争财，使得日本的每一次经济繁荣都与侵略战争紧密相关。甲午战争使日本偿到了战争的甜头，后来，为了更加巩固和更进一步打开并占领中国市场，1904年日本同俄国在中国东北开战，1931年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1937年更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说：“甲午战争，……说得远一点，它同时又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的格局：把37年之后‘九·一八’的炮声看做黄海海面炮声的历史回响并不为过。”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日后的发展影响是多么得重大！

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与中国经济“起飞”的中断

20世纪30年代中叶前后，在中国经济建设取得较为显著成效的时候，又一场由日本发动的改变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命运的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规模之浩大、破坏之惨烈、影响之深远，是任何一次战争所无法比拟的。有学者曾对此作出这样的评价：“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仅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惨重的牺牲与破坏，更重要的是把自一九一二年以后逐步展开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腰斩，使中国工业化进程，至少推迟了半个世纪。”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来就没有一天停止过。1927年六七月间，日本政府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回顾和确定对华政策，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会议确立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最后形成了一个会议文件——《对华政策纲领》。会议结束以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将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同年7月奏呈天皇。奏折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该奏折暴露了日本吞并中国进而统治全世界的狂妄野心。此后，日本对中国战争的发动及其扩大，基本上是按照这次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而一步步进行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即“九·一八”事变。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个正在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家，同一个决心收复和保卫民族权利的农业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战争的发动者试图通过这场战争“不允许中国成为一个有能力向日本霸权挑战的统一、强大的国家”，并“把中国置于日本的绝对控制之下。”通过“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的侵略扩张，日本帝国主义便迅速控制、占领了中国的整个东北地区。
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侵略者并不满足，继续得寸进尺地向中国政府挑衅，意欲吞并整个中国。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从中国的卢沟桥开始，很快将战火扩张到整个中国，在中国境内，一场侵略与反侵略、吞并与反吞并的战争由此全面展开。中国的经济被迫转入战争状态，原来发展经济的一切计划都因此而被打乱，在若干方面已呈现“起飞”迹象的中国经济也因此而中断。
根据经济学家罗斯托的论述，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需具备三个相关的条件：“（1）生产性投资率提高，例如由占国民收入5%或不到5%增加到10%以上；（2）有一个或多个重要制造业部门以很高的增长速度发展；（3）有一种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存在，或迅速出现，这种结构利用了推动现代部门扩张冲力和起飞的潜在的外部经济效应，并使增长具有不断前进的性质。”第三个条件意味着有相当大的能力调动国内资源，而当时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强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就是一个标志。对照罗斯托的“起飞”三条件可以发现，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中国经济已呈现比较明显的“起飞”迹象：
1、战前10年间，中国现代化工业年均增长率约为7.6%，虽较1912-1920年间的成长率为低，但基础工业在这一时期有长足的进展。其中尤以电力工业最为突出。1926年电力占中国现代工业11.2%，而1936年已占22.2%，电力为先行工业，电力工业的大幅度上升，预兆工业化的蓬勃开展。
2、作为中国近现代工业支柱的棉纺织工业，在这一时期内也呈突飞猛进之势。1922年全国共有纱锭238万枚、布机1.2万台，到1936年已增至纱锭510万枚、布机5.8万台，14年间增加一倍多。与此同时，机械设备进口也迅猛增长。1926年，中国机械进口值为1970万两，到1936年已达到5390万两，增加两倍多。机械设备的大量进口，显示资本形成的幅度和进程的加速。
3、投资方面。由于政局的相对稳定，以及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国家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很积极，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如铁路建设在战前就异常快速。这一时期，国内的投资率虽然没有占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但逐年增长的基本趋势则是不容置疑的。
4、调动国内资源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是以一个“强政府”的姿态出现的，为了便利地调动国内的一切资源，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战前10年的实践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调动国内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如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随国际形势变化而主动进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升级（即主动将产业转向军工产品生产），都是很好的例证。
战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显示中国经济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已具备罗斯托所论述的“起飞”前的各种条件，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及其扩大化，中国经济“起飞”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历史终究无法假设，日本之发动侵华战争，其主要目的不就是要掐断中国经济“起飞”的双翼吗？！

三、中国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所支付的昂贵战争成本估算

虽然一国政府存在“有限理性”，因而不能单纯以经济成本来推断战争的价值，且仅仅从经济利益出发而发动的战争也并不多，但是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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