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本相混合的形式出现)。新投资者的进入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直接创办企业,新企业直接采用新体制,以增量形式相对扩大市场经济的比重。另一种方式是新投资者以参股以至控股的办法进入老企业,推动老企业的转制。与前一种方式相比,后一种方式所需要的配套条件更高一些。在改革的起步阶段,新投资者直接创办企业通常是打破困局的一种有效办法。
四是建立新的监管体制。新的监管体制与原有管理体制最重要的区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规范和保持合理的竞争与合作秩序。因此,在确立新体制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并贯彻若干基本原则,如政企分开,鼓励竞争并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公正性,相对独立性等。监管机构的设立,国际上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是设在现有的政府机构之内,实际上作为政府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好处是利于贯彻政府意图,行政效率可能较高,弊端是与政府难以拉开必要距离,可能导致政监不分;一是在立法授权下设立政府之外的专门监管机构,其好处是独立性相对较强,有助于政企分开,公正行事,但这种架构对外部配套条件要求较高,监管机构本身的运行费用也可能较高。目前我国设立新的监管机构的难点,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既考虑现有条件的约束,较多利用现有资源,同时有足够的前瞻性,不使某些过渡性的机构和机制固定化和长期化。例如,某个监管机构初始阶段可以有较强的行政性,随着条件成熟,应当在适当的法律框架范围内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新的监管机构与原有政府主管机关之间的关系,是新监管体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原有的政府主管机关来说,既要实现职能转变,也有一个机构“破”、“立”和人员重新配置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将原有的机构和人员全部“转入”新机构,另一个办法是人员适当分流,部分人员进入新机构。不论哪种方法,都有职能是否真正转变(还是形式上转变)、人员是否适应的问题。新的岗位培训往往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切实转变工作思路和作风。在此类机构“转轨”中,“翻牌”很容易出现,应力求避免。
三、新形势下加快垄断性行业改革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些年来,垄断性行业改革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电信、民航、电力等行业推行了包含政企分开、引入竞争、企业重组和改制等在内的全行业(或全系统)改革,积累了成功经验,也有一些值得汲取的教训,如有的行业在运营模式的选择上出现多次反复;有的企业“牌子”换了,治理结构和运营机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有的行业(如铁路行业)只是推进了某些局部改革,全局性的改革重组方案酝酿多时,一直未能出台实施。不论是哪种情况,都存在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共识的话,下一步的改革中应当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将垄断性行业改革作为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的重点内容加以推进。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的总体目标和思路在前几年已经明确,但实际进展并不如原来的预期,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和重组总体上迟缓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垄断性行业中的国有资本是现阶段整个国有资本中比重最大、质量较好的一个部分。这部分国有资本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国有资本的总体格局。应当按照有进有退、股权多元化、治理结构的公司化改造等原则,加快对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和重组,促进整个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出现新局面。
其次,运营模式应有一个好的预先设计。在竞争性行业,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竞争最终会形成某种稳定的(也很可能是有效率的)市场结构,这种结构是通过市场竞争的自然演化而形成的。而在我们所讨论的垄断性行业中,即使在引入竞争的场合,竞争者的数量往往受到管制者的限制,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竞争模式是事先设计出来的。管制者不大可能知道竞争中最终胜出的是谁,但可以知道或“规定”竞争者的数量。所以,竞争模式或运营模式的预先选择和设计非常重要。选定并实施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模式后,“推倒重来”的成本往往很高。事实上,这并非逻辑推论,有的行业在这个问题上已有现实教训。选择和设计一个好的运营模式,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研究力量,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好的研究和决策机制,因为影响模式选择的因素中,越来越多的并不是知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再次,也是与运营模式选择相关的一个问题,垄断性行业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要由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主导。并不少见的做法是,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方案由被改革的行业主管机构来研究制定,有时也会征求其他方面的意见(但缺少机制使征求意见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其好处是方案制定者对行业的情况熟悉,有信息或经验上的优势。但在超越部门利益,对有关改革的重大问题选择上,这种信息或经验上的优势并不能保障作出正确判断,相反,这种优势很容易被用于维护抑或增加不合理的部门利益乃至小团体的利益。一个好的改革方案必须基于全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求调整原有的利益格局。方案的研究制定者应当符合这样的利益导向要求。否则,如果改革方案出了问题,人们首先怀疑的将不是知识或能力,而是利益倾向。当然,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在研究制定方案时,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需要向处在第一线的干部职工、行业专家了解情况,还需要深入研究有关理论,借鉴国际经验,形成较好的信息和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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