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也只能大多数用在生活急需上。这似乎形成了一个促使小农经济衰败的恶性循环。说明农业的商品化对农民而言并不一定是历史的进步。

4　借贷利率

1933～1934年一般性借贷的利率的统计显示出借粮食年利高于现金借贷利率好多，多借用粮食的贫苦农民所受的剥削也更多。更严重的是借贷利率还在不断增长之中。

　　本世纪初至30年代的25年间利率在农村一直处于不断增长中。南方利率增长的幅度大于东北地区，按年度计算广东台山为最高，年增约24%。

　　表中数字表明，虽然存在年际波动，现金和粮食借贷的利率趋势都不断增长。其中，私人利率最高，年利达132%；其次是抵押贷款。而合作社的利率尽管最低,1938年仅为1.2，1946年也增长为4.1，年利仍然近50%；而且其贷款总规模所占比重太小（参见下表），对农民只是杯水车薪。此外，粮食借贷如折成月利计算的话，显然高于现金借贷。最高的1945、46年，6个月借钱还粮利率已达192%。不得不借粮度日的贫苦农民雪上加霜。

5　高利贷

　　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对15省的调查［15］，放贷者主要是地主、富农和商人，其次是合作社、银行和商店等各式的金融机构；传统的钱庄、典当和官方的合作金库等占很小比例。应该重视的是，银行、商店这些新兴的商业金融机构放出的高利贷比重在不断增加，而地主、富农及商人以及兴起不久的合作社发放高利贷的则在减少。其中银行占高利贷比重在8年间增长3倍。

6　高利贷的利率

　　这方面还没有完整的经过统计整理的材料，只能找到一些零星的记录［16］。实物借贷中，湖南衡阳的“标谷利”四五月间借谷1石，按当时最高价格折谷偿还，3个月便增加了3倍以上；江苏川沙的“翻扛子”和太仓的“利加利”，除加几成计算之外，则是春季麦贱时折成麦，秋季米贱时又折成米，秋季偿还时也能增至3倍以上，第二年偿还甚至增加到10倍以上。山东鱼台的“青麦利”，青麦未黄时借粮，两三个月要借一还四。

　　借货币高利贷的利率也相当高，广州琼崖的“五钱市”借100元月利75元；四川宜宾的“金斗翻”是借洋1元，每天付息1角直到还清；湖南桃源的“孤老钱”，每月一对本，借1元，满月收2元，两月后还4元，以此类推；各地的“驴打滚”，也是到期后利息变成本金，又再生利，利上加利；河南新郑以1月为期，利率4－5分，期满未还，利率则按月递增；甘肃皋兰的“穿碾子”，期限最多一天，利息便20分，过期滚利；常熟的“放过洋（押头鸟）”以10天为期，也是利上加利。另外，还有的高利贷在借款时即扣下当月利息，或以少计多，河北临城就有“六顶十”的。

　　除了单纯的高利贷外，高利贷还与商业资本结合了起来，层层加深剥削。广东茂名有“卖地皮”“卖青苗”、“放谷花”，系收获前三四个月预卖田中的谷，谷价由田主估定，通常只合市价的1/3，合收获时谷价的1/2；山东鱼台的“赊牲畜”一般用现款20元可以买到的牛驴，如果赊买便须120元。

　　有的高利贷直接与地权和财产的抵押相结合，成为地主掠夺农民财产的手段之一。一般借高利贷用土地财产抵押，如期不能偿还，则财产为债权人所有。如湖北的“顶麦根”是以自己耕种的麦田作抵押，债主收田中的麦子为息，本金则另外还；如无力偿还，债主就可将地出租，一直到债务还清才能赎回。江苏的“三道连”、绥远的“死契粘单”、浙江临安的“死契活票”，借钱时除要求写借契外，还要交出活卖契、地契或直接写下绝卖死契、田地绝卖契等，到期不能偿还，田地则归债主所有。山西中部的指产借贷，用价值114元的田地房产抵借15元，月利4分，限5月，如期不还，田地房产归债主等。

　　高利贷中也包含超经济强制，东北西安、西丰等县有佣还；广西有劳役利息，人身抵押和人口典当。劳役利息是借洋1元，为债主服务1天为利息，借满30天就要全年替债主服役；人身抵押是借钱时写明，到期不能偿还，须把儿女或本身押交债主家服役，通常月利6～7分，期限最多为1年，届期沦为奴隶者有的只能抵利息，还要另外交付本金去赎；人口典当则是借钱时把子女典当于债主，到债主家做工以抵偿利息，如期满后无力偿还债款，则继续为债主服役，债主可为其嫁娶，生下子女仍为奴隶。广东罗定，有“押妻女”，借钱时妻女抵押给债主，如在债主家怀孕，所生子女归债主所有，偿还时只能赎回原来的妻子；如无力赎取，妻女便归债主所有。

五、启示

1 随着本世纪30年代社会政治的初步稳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共同作用下明显加快，从而拉动农业种植结构有了明显调整，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农户收支的货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专业化区域种植使农业剩余有可能形成一定规模，农村市场开始活跃，商业和金融资本也有了发展机会。

2 商业和金融是农业剩余流出的主要渠道。这二者都易于与占有农业剩余较多的地主相结合；但与地主之不同在于，它们处于与农业完全对立的地位。因此，其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是在小农经济剩余少而且分散的条件下，采取扩大剪刀差和普遍高利贷的方式过量剥夺农民。

3 高利贷所代表的金融资本，加上不断直接鲸吞着农业剩余的商业资本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与30年代中国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加速的情况相辅相成，同时期农村拥有生产资料的比例和富裕程度正好与商品化进度和负债率逆向而动。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大多数农民借贷都主要是为了应付生活急需，而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各类农户在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之中并没有受益，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是以牺牲农业和小农破产、社会矛盾激化为代价的。

　　由此可以认为，旧中国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稳定格局冲击最大的，是在国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从农业提取剩余最多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金融资本。所以，中国的农民革命，主要起因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

　　注释：

［１］本文由农业部农研中心温铁军提出研究假设、组织调研讨论并统稿，中国农业大学冯开文收集资料并起草初稿，96级部分研究生参加农村调查。龚启圣、俞家宝、詹玉容、张晓山、周其仁、蒋中一、朱守银、张照新等对研究思路的形成给予指导或参加观点讨论。本文与已经发表的“近代中国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见《？？》1998年第4期)为上下篇。

［2］亦称“人口陷阱”。纳尔逊50年代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会被人口的过快增长抵消。

［3］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24页。

［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32页。

［5］章有义，《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232页，227页。

［6］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275页。

［7］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205页表。

［8］卜凯，《中国农家经济》，页525。

［9］《农情报告》，4卷8期，第198－206页（1936年8月），具体反映了30年代农家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情况。

［10］伪东三省铁路经济调查局《北满农业》274页。

［11］同上。

［12］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30－334页。

［13］见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452页所引许涤新，《动荡崩溃的中国农村》，1932年12月8日。

［14］表16是由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页1108－1009、1030－1031以及续编页824的材料，陈翰笙，《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吕平登，《四川省农村经济》页452等的统计材料汇编而成。其利率增长百分率由期初利率除期末利率乘以100再减去100而得。

［15］表17、18是国民党中央农业实验所对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宁夏15省的调查结果，见于《统计年鉴》1947年，页93－94，更细致地反映出了借贷期限，借贷来源以及借贷利率的变化。

［16］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48－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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