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另外，1993年国内棉花供求比较紧缺；给定“三不放开”的体制性前提，当时适当提价是必要和合理的。1994年提价近一半(包含财政补贴暗补改明补因素)，美元价将近72美分/磅，已大体相当于棉花长期市场均衡价位。由于多方面体制性和程序性障碍，官方收购价一旦提升便难以下调，因而从与国际市场衔接角度看，1994年提价后便不宜再提升，否则便会出现与国际市场脱节，并对国产棉和纺织品竞争力产生消极影响。因而，理解棉花近年积压亏损原因，关键是分析为什么1995年再次大幅度提价。

　　1995年再次提高棉价，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认识原因。从客观因素方面看，1993/94年国内棉花供求相对紧缺，有必要用价格手段刺激生产；加上当时通货膨胀严重，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认为农业增长缓慢是通货膨胀的首要原因，因而棉花再次提价似乎具有某种紧迫性。第二，1995年初国际棉价急剧上升，再次拉大了国内外棉价的差距，为提价提供了外部理由[12]。第三，当时一些地方和部门认为1994年提价幅度不到位，要求再次提价；个别省份甚至在1995年中央政府提价到700元/担基础上进一步加价(朱容基，1997)。

　　从认识和分析层面看，1995年不适当提价，主要原因在于对国内和国际市场棉花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化周期性规律重视和理解不够。棉花与其他大宗农产品一样，供求关系变化存在周期性，经历相对紧缺，大体平衡，相对过剩这些不同阶段的周而复始变化过程。不同周期阶段(如紧缺或过剩到大体平衡)的转换通常至少要经历两三年，即便把价格提得再高，也难以超越滞后性作用在一年内完成从紧缺到平衡的调节。实际上，1993年棉花供求紧缺以及1994年棉花提价政策对刺激1994年棉花生产和供给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数据上看，1994年国内棉花播种面积升幅高达11％，单产增加5％，总产上升了16％，国家收购量增长率更是高达26％(表3)。然而，周期性规律决定棉花相对紧缺态势不可能在1994年彻底改变。另外，较高通货膨胀环境下，棉花作为囤积成本较低的实物资产，对它的市场库存需求通常会比较高，这也使得相对紧缺局面难以很快改变。考虑到这一点，1995年再次大幅度提高棉价显然不适当。

　　对国际市场棉价变化的周期性规律也重视不够。图2显示，1995年上半年初国际棉价确实上升很猛。然而，系统观察国际棉价长期变化情况，不难看出当时棉价飙升属于短期反常现象；80年代以来到1995年十多年间棉价100多个月度数据，发生超过100美分/每磅价位只有1995年初的4月；这一小概率事件性质在图3中直观表现出来。棉价变化周期性特点决定了它不久应会由升转降，因而，具有体制性下调刚性的国内棉花收购价显然不应追踪国际市场周期性峰值。


　　实际上，国内棉价过高和棉花经营困难的联系，不久便引起决策层明确认识。在1997年8月召开的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就正确地提出1995年棉花提价过高，并解释说“谁知道国际市场价格又下降了”(朱容基，1997)。这一总结至少在两重意义上很有道理：第一，棉花或任何一种商品市场价格变化，受到包括市场参与者心理预期在内的极为复杂因素的影响，难以事先准确判断。第二，政策决策者个人不可能有精力深入研究某种商品市场价格变化和规律，因而如果研究机构或具体职能部门未能提供具有说服力的分析性信息，决策者通常只能在假定无法判断价格走势条件下进行必要的决策。

　　然而，如果把研究支持系统和职能部门的职责和功能包括进来，“谁知道国际市场价格又下降了”的解释就有讨论余地了。实际上，只要对图1，图3的数据信息进行必要的观察和分析，对棉价变化的周期性规律有常识性了解，便不难看出1995年上半年国际棉价飙升具有反常性和不可持续性，不久很可能由升转跌。应当说明，由于历史时期国际棉价数据一直存在，政府职能部门和研究机构当时就应能够提供上述分析性信息，对棉价不久下降形成必要的预见；然而，这些重要的信息被令人遗憾地忽视了。这一事例说明，众多有关棉花流通的政府管理部门[13]及其所属的庞大的政策研究系统，在为科学决策提供必要分析性信息服务方面，有时还相当迟钝和缺乏效率。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国际棉花贸易商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就充分地运用了上述分析性信息：基于对国际棉价周期性和1995年1～5月国际棉价飙升反常性认识，精明的商家们大都停止了现货进口交易，造成1995年6～7月北欧棉花市场出现罕见的有价无市情形，并导致棉花A—指数价格在它三十多年历史中出现两个月数据空缺。与此比照，我们一个棉花生产和贸易大国，却反而未能在1995年考虑棉花提价政策时适当地运用上述信息，无疑反应出中国现行官方政策研究支持系统在体制和研究规范上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这一点，与笔者研究中国90年代粮食流通政策的经验教训所形成的分析结论极为类似(卢锋，1999A)。

六、从国际棉价变化规律角度探讨我国棉花压库减亏对策
　　
　　上面从过去棉花政策实践角度讨论国际棉价变化规律的对策含义，这不应理解为，研究国际棉价规律仅仅对于过去的棉花流通体制条件才有意义。总结经验教训根本上是为了提高现在和未来政策的预见性和合理性。我国是棉花生产和贸易大国依据政府98棉改方针，“国家宏观调控”是未来棉花流通体制目标模式的一个基本要素[14]。自觉运用对国际棉价变化规律的认识将长期对我国棉花政策具有参考价值，目前形势下，它尤其对于制定棉花释放库存和减亏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家棉花财务负担主要有三部分：实际亏损挂帐，赊销挂帐，过量库存潜在亏损。不同部分的可回收程度以及最佳对策选择都不相同。第一类棉麻公司的实际亏损挂帐，其中部分是由经营性行为造成的，有可能通过在新体制环境下改善企业经营来减亏销帐。减亏目标实现主要涉及棉麻企业微观经营效率以及政府与棉麻公司的关系。然而，应当认识到，这类挂帐中确实属于政策性亏损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经济学意义上“沉没成本”的不可回收性质，减亏可能性空间不很大，而试图通过新的政策安排来减少这类亏损则通常会在社会范围内造成更大效率损失，甚至在新的形势下造成新的政府财务亏损，因而应当慎重选择(卢锋，1999B)。第二类主要表现为地方纺织企业的赊销挂帐。随着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改变，纺织行业效益从总体上看已经并将进一步改善；然而，纺织企业可能的赢利能否实际冲销记在棉麻公司名下的国家农发行挂帐，则涉及到纺织企业，棉麻公司，地方政府以及国家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和博弈，有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在起作用。因而，较好实现减少棉花赊销挂帐目标，需要在专题研究基础上，实施既能合理兼顾各方利益，又能有效制约地方政府和地方纺织企业自利行为的政策。第三部分是棉花库存潜在亏损，它取决于政府如何释放前几年高价收购累积的库存，在什么价位上实现这些库存的价值，因而与未来三五年国内棉花供求变化以及国际棉价走势相关性很强。其中的一个重要关系是：处理过量棉花库存会对国际棉价产生影响，而国际棉价变动情况又对我国棉花减亏具有制约作用；因而，有必要从国际棉价变化规律角度来探讨压库减亏的最佳对策选择问题。

　　显然，一个关键因素是国际棉价能否较快回升。我国一部分过量棉花库存不可避免要通过出口向国际市场释放，给定一定时期内我国棉花净出口数量，则国际棉价越高，亏损数量越小；反之也然。然而，我国棉花压库减亏政策与国际棉价之间又客观存在着一个动态的相互制约关系：一方面，较好实现我国棉花减亏政策目标，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棉价较快回升；另一方面，库存释放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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