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设备使用技术）和组织技术（如工艺流程、销售网络的组织），合资企业的中方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最后装配工作，既掌握不了核心技术，更与技术开发无涉。外商独资企业不允许中国员工随意接近核心技术，甚至对中国员工采取了比在其母国更为严厉的防范措施，通过管理制度确保跨国公司在价值链分配上的绝对优势。例如，占据中国无线寻呼机60％以上市场、生产基地设在天津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其产品的核心部份（集成电路板）和主要部件来自母公司和其他海外生产基地，中方只负责完成最后的装配。近几年，摩托罗拉终于准许天津的一家军工企业为其生产无线寻呼机上的链条，作为摩托罗拉生产供应链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第四，在缺乏股权控制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保持技术优势的基础上，从市场预期（由此控制生产规模）、品牌和知识产权，到生产、质量体系的审核认证对企业进行实际控制。与港澳台“两头在外”的企业不同，跨国公司投资的基本动机是占领中国市场，而不是帮助中国扩大出口，进入国际市场。而开放初期中国外汇短缺，因此普遍要求产品出口，但外方靠对生产标准的控制和对所供应零部件的高作价，使产品的技术缺口和高成本无法支持出口，上海大众和北京吉普是最典型的例子。
　　
　　而且，中方零部件国产化的努力受到生产规模和质量不稳定（包括难以紧随外方产品的更新对零部件同步更新的技术要求）、以及外方把持对我部份关键零部件质量认证的制约，令国产化的成本和难度加大，替代能力被削弱，从而使零部件的国产化始终滞后于合资企业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产品因而也只能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跨国公司从零部件供应中足以攫取比正常分红高得多的收益，同时又控制了投资额，故意使生产规模远远达不到合理水平，这既能延滞中方的国产化进程，迫使合资企业远离国际竞争水平，又能利用中国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确保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甚至同时与国内多家行业内企业合资，用相同手法占据国内市场，实现寡头垄断，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的汽车工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汽车工业普遍与外资实现了合资或合作经营，但直至20世纪末，尽管中国汽车总产量已占到世界的第9位，却几乎没有出口能力，1999年出口各类汽车（含汽车底盘）10,095辆，其中轿车仅326辆。国外品牌和核心技术占据了国内轿车生产的绝对份额，轿车生产已出现明显的寡头垄断。
　　
　　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未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和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尽管在200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升至世界第6位，但中国的制造业在规模、劳动生产率、制造业结构（装备制造在整个制造业中的比重）以及本国产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工业化首先是制造业的现代化，其标志是本国的产业必须具备世界一流的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输出能力。虽然十几年来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不断增长，社会总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部份）集中在第二产业，但中国的工业化迄今为止进展缓慢。1990年，中国三大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27:42:31，到了2001年这一比重调整为15:51:34，其中第三产业微升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虽然拜外资企业之赐有一定增长，但第二产业的主体国有企业的绝大部份却经受不住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而陷入经营困境，由此引起了消费市场的相对萧条和经济衰退[2]。
　　
　　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本国产业的发展既有带动和示范的作用，又对国内产业的成长构成抑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西方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企业管理和竞争手段上表现出极大优势。首先，他们专门找行业内的知名企业谈合资合作并争取控股，然后展开一场对合资企业里中方或行业里中资企业的“品牌收购战”。许多历经数十年辛苦经营创下的国内著名品牌纷纷被外资企业的品牌所取代，随后外资品牌通过原国产品牌的信誉和销售渠道不费吹灰之力就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有些国内企业甚至主动出卖自己的品牌，将全部市场拱手让与外资。这种结果既有中方在对外合作中经验不足的问题，例如忽视无形资产，不懂得品牌管理在培养企业竞争优势方面的重要性，也有民族自卑心理作祟、崇洋媚外的原因。在中国企业寻求合资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由于腐败等诸多原因流失十分严重，这更强化了外资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在一些大型合资项目中，外方利用中方的资金短缺，通过不断追加投资取得了控股地位。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控股趋势的增强，外资在中国部份行业中的垄断优势开始形成，比如，在橡胶、啤酒、洗涤用品、制药等行业已完全取得了垄断地位。　二、引进外资过程中的两个幻觉
　　
　　中国政府热衷于大量引进外资是基于两个幻觉，一是外资效益好，可以增加税收，二是可以为中国提供大量建设资金，“借鸡下蛋”。事实证明这只是两个幻觉而已。
　　
　　首先，引进外资对国家税收的贡献与其利润不成比例。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设备和零部件作为外商直接投资中实物投入的一部份被列入东道国的海关统计，外商投资者惯用的手法一是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也就是“高进低出”，向中国输出高作价的二流设备和后续供应的零部件，在设备投入运行形成生产能力后，以低价将有价格竞争力的出口产品纳入其全球营销网络，暗中转移利润，逃避中国的税收。据国家税务总局官员透露，90年代后期，跨国企业平均每年逃税高达3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去年财政收入的1/30。国家税务总局反避税工作处处长苏晓鲁认为，目前国内已批准成立40多万家外资企业，相当数量的外企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造成帐面上大面积亏损，亏损面达60％以上，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而国家税务总局的抽样调查则显示，1/3的亏损外企属于经营不善，而60％以上的外企存在非正常亏损，虚亏实盈。有专家指出，目前外企主要避税手段是转移定价，占避税金额的60％以上[3]。外资企业避税的另一手段是用内销产品的高价来弥补外销的利润损失。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种种税收优惠，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仅占企业利润所得的8－9%，不足内资企业的三分之一[4]。许多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普遍高于中国本国企业，但税收贡献却比后者相对要低得多（见表2）。
　　
　　广泛地给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不仅造成财政收入的流失，而且削弱了政府调控资源配置的能力。根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因实行税收优惠政策而损失的财政收入约占GDP的1.2%，即约合人民币660亿元。假设税收优惠能使中国因此多吸收10%的外资，则大约每多吸收30亿美元，需付出50亿美元的代价。[5] 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外资毋需使用先进技术即可加强市场竞争力，从而削弱了外资采用先进技术的动力；另一方面，促使内资外逃，变换成“外资”身份再流回国内，以便享受税收优惠[6]。显然，外资企业在税收上长期享有超国民待遇，严重不利于国内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降低了经济的整体效率。
　　
　　另一个幻觉是“引进外资越多越好”，真是这样吗？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曾于1966年用模型[7]对此作过研究。他假定某国每年需100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的利润率为15％，其中10％汇出境外，另5％用作再投资；那么，6年后总投资必须翻一番，才能平衡利润汇出不断增长的外汇支出压力，维持100单位的净外商直接投资量。利润汇出是在历年外资累积和当年新增外资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来说，必然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从中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看，今后持续保持每年两位数的引资增长率不易做到。假定从今年算起，此后每年的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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