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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行业选择，凡社会化程度高，规模效益明显的行业，都宜于跨省、跨地的集中；那些社会化程度低的，可以归属地方经济，但在地方也要冲破小的行政区划和部门切割。企业不是政府部门，追求经济效益是它的最高目标。当我国的投资从目前的由各级政府主导转变成由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主导时，我们便会迎来一个具有内在合理化倾向的全新的国民经济结构。这应居为这次结构调整的真正目标。国际经济环境与结构调整
国际竞争的压力是我们这次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原因。应当看到，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冷战”的结束，整个世界市场更加连成一个整体，跨国公司在已有的雄厚实力的基础上，90年代又取得了飞速的增长。目前跨国公司的总产值已相当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超过全世界各国的进出口总额。90年代在发达国家又掀起了一场新的企业兼并浪潮。1995年美国的企业兼并的资产达至3500多亿美元，预计1996年这一数额将会更高，欧洲、日本也在旋风般地实施着企业兼并。一些被人们所熟知的“庞然大物”，如大通－曼哈顿银行，富士银行、东京银行，如AT&T、克莱斯勒、美国广播公司（ABC）、贝尔公司等著名大公司或购并别人、或被别人购并，进一步成为“超级的庞然大物”。最近美国的波音与麦道宣布合并，成为世界航空业的巨人。在这些大物面前，世界市场是有限的。它们对世界市场的抢占与渗透不留任何空白，中国市场当然不例外。事实上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市场争夺已十分激烈了。
面对着这一新的国际竞争形势，我们的回应是怎样的呢？应当说是很不充分的。多年来由于经济体制、思想认识和实践经验方面的原因，各地区、各部门忽略了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配置资源，片面追求各自地区、部门的发展，盲目上项目，铺摊子，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导致了先进的大企业过少，集中度过低，较落后的中小企业过多，过于分散化。更为严重的是，如不加以调整，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我国现在已有汽车制造厂几百家，是美国、日本的几十倍，但全国的汽车产量不到200万辆，还不如国外的一个汽车企业产量，而IBM一家的产值就比我国的电子工业全部产值还高。
我国的这种规模偏小的企业不仅无力与跨国公司争夺海外的市场，而且连国内市场的份额也难以保持。这一方面是因为对现代大工业而言，规模效益越来越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产品的质量、产品的成本，特别是产品的价格－－性能比都要在规模效益上找出路。汽车、石化、机械、材料等行业离开了规模，一切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因为大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使它们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电子工业最为典型，在日新月异的电子产品的开发中，如果我们不能占领制高点，那么只能作别人换代产品的垫脚石。现在我国有不少好的企业被迫与外国在不利于自己的条件下合资，就是因为缺乏下一步新产品开发的能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跨国大企业的包括广告在内的市场开拓能力，这一点在日常消费品方面尤为突出。
在当今的世界上，开放是一个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并不能更不应由于国际竞争的激烈而关闭已开的国门，甚至稍许的退缩犹豫。改革开放的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世贸组织我们还要积极争取加入。换言之，我国的经济开放度还要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听任这种经济分散化，市场割据化，结构重复化，企业小型化的趋势继续下去，民族经济的发展是不堪设想的。
正确的作法是，从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实施大公司战略和资产重组。
首先国际竞争的残酷性决定了调整的力度。人们比较熟悉和理解以往的那种短缺造成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知道如果不调整，社会经济生活就会出乱子。但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竞争的残酷性所造成的后果绝不会比以往的问题更轻，它甚至是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这次经济结构的调整应在深度、广度、内容、范围上超过以往，在措施上应更加坚决，在时间上更加紧迫。
应以国际竞争的标准来实施大公司战略，要看到当前中国最大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仍是小企业，要把关系国计民生的有国际竞争能力或潜力的大企业从现行的行政框架中解脱出来，让它们真正成为经济运行中包括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一个主体。让它们把自我发展作为内在的目标，绝不可再作行政机构的附属物。
要实施大公司战略就必须加大资产重组的力度，资产重组是形成中国大公司的基本途径。这里主要涉及国有资产的重组，因为中国的大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要坚决反对将国有资产部门化、地方化，国家应从现代国际竞争的角度，组建中国的汽车巨人、石化巨人、电子巨人、食品巨人、纺织巨人等等。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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