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以当地国货币计值的债券。70年代后，随着美元汇率波动幅度增大，以德国马克、瑞士法郎和日元为计值货币的欧洲债券的比重逐渐增加，同时，发行地开始突破欧洲地域限制，在亚太、北美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发行的欧洲债券日渐增多。

　　其次，在生产力要素市场中，金融中介服务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在入世之初，国内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电讯、金融、保险等领域的过度开放，将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其实，金融服务业应该和资本市场同时开放才是完整意义上的资本市场的开放。投资银行、证券经纪、资产管理、个人理财等等都应该实现自由化，允许国内外金融机构开展跨国业务，为公司、机构与个人客户提供一系列的关于资本市场的服务。

　　第三，按照中国入世的承诺，应允许外资直接投资、入股或以技术股参与国内资本市场的重组并购和改革，鼓励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企业、保险业及咨询中介机构的合作、合资。　三、使监管制度与国际接轨，实现监管理念转变。规避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是加强金融证券及其衍生品的监管力度。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时，人们总是将责任归咎于这些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体制的开放度过大，因而主张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持保守态度。问题是我国的资本市场不是开放的太大，而是开放的太小，乃至阻碍了中国参与世界贸易和对外投资的步伐，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正如龙永图所指出的那样，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生，问题不在于开放度的大小，脆弱的银行体系、过高的对外负债率、大量的帐户的赤字，才是金融危机真正的根源所在。

　　从当前的国内情况看，监管任务集中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要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优势，建设公平高效市场。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已上市公司进行以市场为主导的、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的并购重组。培育诚实守信、运作规范、治理机制健全的上市公司和市场中介群体，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建立应对资本市场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其次，中国的监管制度要跟国际接轨。要按国际标准设置和衡量中国监管的框架、经验、水平和有效性。从监管理念来说，监管机构的每项举措、政策和法规的出台，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公正、高效、平稳的证券市场，而不能沦为特殊利益集团和行业或某个金融机构的保护伞，控制、操纵、影响市场的股指价格只是调节手段而非目标，更不是要压缩资本市场的规模；第三，国家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和其他与资本有关的机构可以通过介入资本市场筹集资本金，但必须有统一的周密而详备的准则、法规为基础，有科学的程序和明确的监管责任人为保证。在此背景下，只要融资机构自身已具备成熟的上市条件这种债券可在海内外同时发行、公开上市。要做到上述几点，需要做到依法治市，尽量排除行政命令的人为干预，监管机构要具备独立性、专业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实现监管手段的现代化，使监管广度、程度、质量和措施等方面全面与国际接轨。既要突出特色，又要取长补短，研究和吸取欧美资本市场几百年来的挫折和教训，同时借鉴其现代管理成果。质量衡量的尺度，首先是透明度，所有的上市公司，或者说提供工具的股票债券的机构，都要有完整的、及时的信息披露。不透明，投资就是瞎投资，决策就是瞎决策，市场就是“一锅粥”。在宏观政策方面，国家应处理好货币政策的制定、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者的关系，为整个国家的金融市场秩序提供强有力的间接调控，确保我国整体经济形势朝着持续、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总之，经过10余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初具规模，市场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和结构性矛盾，但资本市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对实现本世纪头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世界经济发展明显加快、自由贸易原则日益普及和我国加入WTO、经济高速运行的战略机遇期，大力开放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完善政策配套措施，改革公司治理结构，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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