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社会福利项目，农村与城镇也有很大的差别。全国城乡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村中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要大大低于城镇，农村学生的辍学率、流失率高于城市。同样是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拨款和教师工资城乡间也存在较大差别。1995年全国普通小学每个学生的预算内事业支出265.78元，而农村只有198.69元，最高的上海达1216.85元；全国普通初中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492.04元，农村只有392.59元，最高的上海达1535.83元。在城镇一些理所当然的社会福利，在农村农民还必须支付费用。如民兵训练、计划生育、优抚对象、乡村公路、农村教育等都需要农民交费。尽管税费改革取消了这些方面的收费，但增加了农业税，实际上以农业税的形式收取了这些费用。农民的年纯收入只有2300多元，距个人所得税收取的低限相差甚远，但农民的农业收入却要在未扣除生产成本的条件下缴纳8.4％的农业税及农业税附加(税费改革后)，如果将这一税额折合成以增加值为基础的税率，大致在40％，这与其他行业17％的增值税税率相比，反差极大。

    城乡隔离是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只要城市和乡村之间是相互开放的，各种要素的相互流动会使城乡之间在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上保持相对的平衡，城乡之间差距扩大就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城乡间也许在某个方面差距会扩大，但在另外的方面会得到相应的弥补。我国城乡差距的扩大，不仅在物质基础上有差距，最主要的是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城市人均的资源总量快速增加，而农村人均资源很难增长。一方面是产业不断地向城市聚集，各种物质和文化成果向城市聚集，而另一方面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被严格控制，城乡之间人均经济和文化成果的占有差距就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三、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是正常的，也正是差距的存在才促进了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促进了城乡的共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差距也是一种发展的动力。但城乡差距过大，反过来就会成为发展的障碍。如果抛开道德、社会公正等因素，单从经济增长来看，城乡差距扩大已成为当前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其突出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制约，二是人力成本制约。

    市场制约是由于农村大量人口收入水平过低，使国内巨大的潜在市场挖掘不出来，扩大内需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中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难以化解。1980年时我国县及县以下市场社会商品零售额在城乡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为65.7％，1990年这一比重降到53.1％，1995年再降到40％，2001年只有37.4％。1985年时农村消费品市场成交额占全国消费品市场成交总额的80.9％，2001年农村消费市场成交额的比重只有42.6％。农村市场萎缩成为内需不足的最主要因素。

    人力成本制约是由于大量人口滞留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使在劳动力资源中占到绝对多数的劳动者素质长期难以提高，一方面大量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中最急需的有一定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的中间层次的劳动者供给不足，整个社会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衔接，社会劳动成本提高，经济竞争力受到影响。近几年打工的农民工资水平上涨很少，大量的农民找不到工作，但不少城市都出现技术工人短缺、工资不断上涨的现象，在一般条件下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成本要比农民工的劳动成本要高出很多。随着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不断确立，在人力资源中占绝对多数的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技术、技能和知识上不能适应现代制造业的需要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可见，遏制城乡差距扩大加剧的趋势，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长远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深化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还不大可能，但采取措施防止差距的过分扩大，是极为必要的。在当前的经济运行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国家财政资金、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的比例不少，其中大江大河治理、生态建设等方面占了相当大比例，虽然国家也投入大量资金对农村电网进行了改造，但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直接密切相关的项目并不多。国家应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国家不仅要增加用于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也要将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纳入公共财政领域，增加农村道路、农村教育投入，要拿出部分资金支持农产品储存、保鲜等市场设施的建设。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尽量使用农民工，以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

    第二，建立健全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1998年以来全国财政累计增收量比较大，国家在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城市社会保障方面的增支较多，但真正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支持方面的支出增加不多。在当前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一要充分利用WTO“绿箱政策”支持农业。目前我国已经采用的绿箱政策主要包括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农业病虫害防治、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储备、扶贫与救灾等方面，今后除要继续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外，还应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农民收入补贴以及其他方面的农业“绿箱”支持政策；二要在遵守世贸规则的前提下，对受国际市场冲击大、有发展潜力的农业产业，实行“黄箱”支持。根据有关协议，我国的“黄箱”补贴可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目前我们只有2.3％，增加农业补贴的空间很大。因此，对一些与农民收入关系密切的特殊农产品品种，应适当给予价格支持以及信贷、生产资料等方面的补贴。

    第三，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一是要适当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二是要加大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减免力度，除了要做好灾歉减免以外，对因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造成农民减收较多的，也应给予税费减免；三是积极探索新型农村税制，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允许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降低农业税税率甚至取消农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减轻农民负担的专项治理工作，同时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和农村教育改革，减少乡镇支出；五是在实施现行税费改革方案的同时，要对今后农村税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实现城乡统一的税制。

    第四，推动农村人口的有序流动。农村人口流动是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是实现地区、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根本措施。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近几年已成为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为缓解城乡差距扩大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2000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收入已连续3年减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非农收入。1998年、1999年、2000年农民人均增加的非农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增加量的139％、210％和212％。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最根本的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十分重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一是要充分利用目前我国建材等工业品过剩的条件，加快小城镇建设。把小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发展结合起来，积极调整乡镇企业布局，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二是要扩大城乡交流，城市要积极吸收农民务工就业，有关地方和部门要向农民提供就业信息、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服务，要清理、修订或废除那些限制农民在城市就业的政策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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