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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阶段贫困群体分析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10-06-16 12:00:31   点击数：[]

三、中国贫困群体的主要特征      与先发国家和其他的后发国家与地区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很不相同。中国社会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两种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且，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庞大的社会机体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了更多的变项因素。艰难而复杂的社会转型背景，造成了中国现阶段贫困群体如下的一些特征：      1.同时经受著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绝对贫困是指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必要的满足。绝对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发展机会的严重匮乏，其次则是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体系的不合理和不完善。绝对贫困意味著贫困者的生活处于"生存危机"的状态。相对贫困通常是指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满足程度以及发展的机会低于或少于社会的平均值（即社会公认的基本水准）的一半。导致相对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比绝对贫困要复杂一些。相对贫困不仅在于生产力的落后，更根源于经济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相对贫困意味著相对剥夺现象的存在。      一般来说，在经济水准比较落后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多体现在绝对贫困方面；在经济水准比较高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则多体现在相对贫困方面。1978以前，中国的社会成员处在一种"皆贫"的状态之中。在当时，经济十分落后，这就不可能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摆脱绝对贫困的状态；而计划经济体制与极"左"思潮的合二为一，又使得中国社会成员的收入与消费水准呈现出一种"整齐划一"的情形。于是，整个中国社会便表现为平均化的绝对贫困，就总体而言，相对贫困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1，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只有0.16.      而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迥异于上述国家与地区以及1978年以前的中国。目前中国既存在著一个较大的绝对贫困者队伍，同时也存在著人数日益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尽管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综合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绝对贫困的总人数明显减少。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水准以及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尚属世界落后国家之列。而且，中国的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存在著较为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再者，虽然中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但是，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初步发育的阶段，远远谈不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在许多方面存在著明显的夹生现象，这就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分化有余而整合不足的状态。经济水准的落后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必定会存在许多绝对贫困现象，而社会的非整合性，则必然会导致经济与社会资源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并进而造成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和一些新的绝对贫困者。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来说，近年来，中国由于农村的贫困问题比较受重视，扶贫工作做得比较好，因而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就总体而言是呈下降的趋势。城镇的贫困问题则大不一样。近年来，中国城镇的绝对贫困人数和相对贫困人数均呈明显的上升势头。      2.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并表现出一种"晕轮效应"相对贫困与相对剥夺感之间有著高度的相关性。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之上势必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则会强化人们对于相对贫困的感受。具体到当今中国社会，中国贫困群体有著一种比较深切的相对剥夺意识，涉及面比较广泛，而且，具有相对剥夺感的人数往往超过了实际的相对贫困人数，相对剥夺感表现出一种"晕轮效应"。尤其是在城市，这种情形更为明显。1997年，在一项对全国53个城市2430户城镇居民"改革形势与社会心理"定期问卷抽样调查中，在公众对1992年以来个人家庭生活的主观感受方面，有36.8％的人认为家庭储蓄有所下降，有25.8％的人认为家庭收入有所减少，有27.5％的人认为家庭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显然，这种感受同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准之间是有差距的。另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相对剥夺感最为强烈的是城镇几大主要职业群体：专业（科技）人员、国家一般干部、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      造成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是：其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深远影响。中国曾经长时期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严重。在城镇，国家和单位对于职工的工作、生活几乎是一手包揽。如，单位往往具有一种准家族的色彩，单位对于职工所负的责任、承担的义务过全，似乎是一个融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大宗族。从幼儿入托、少儿入学、子女就业，到养老；从住房、医疗，到婚丧，几乎是无所不包。随著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推进，以往的那种"福利"体系在逐渐地趋于瓦解，但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许多社会成员尤其是城镇的职工往往缺乏一种自我生存意识与能力，缺乏一种竞争的意识与能力。因此，中国的社会成员对于相对贫困的感受尤为深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许多社会成员尤其是相对贫困者尚未充分享受到刚刚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喜悦，便已开始感到了相对贫困之苦。其二，民众社会生活层面上世俗化进程的过速推进。1978年以前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极左思潮以及禁欲主义的影响，民众的基本生活一直处在一种很低的水准。按可比价格计算，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仅增至177.      近20年来，民众越来越注重日常的生活，其消费水平也得以大幅度提高。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来看，已改变了以往那种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而代之以务实性的态度。但由于以前民众消费受压抑的时间过长、程度过深，因而人们在挣脱束缚之后出现了反弹冲动过度的现象，即人们往往是过于看重消费。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对于事关基本生计的事情难免特别敏感，对于相对贫困的感受也就难免特别深切。其三，社会焦虑。社会焦虑是指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1979年以来的2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幅度之大、涉及面之广，在这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种变化的势头与速率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将持续保持下去。社会巨大的、急剧的变动，意味著社会成员原来所熟悉的社会环境大规模、急剧的变动。对于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社会成员往往存在著一个抗拒、逐步认可、认同的复杂不安的心理历程。再者，伴随著开放进程的推进，国外发达国家在一个较高的经济水准上对于中国社会起著示范效应，使得中国的大量社会成员容易形成一种高期望值。但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高期望值难以兑现。凡此种种，使中国不少社会成员出现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人们往往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对于未来往往容易怀有某种惧怕的心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对于不利于自己正常生活状态的事情，是极为敏感的。因此，在社会大变革的这一"大航船"上，社会成员对于相对贫困问题的感受自然也就特别敏感和深切了，从而造成相对贫困问题的"晕轮效应"。      3.贫困群体得到的几种社会支撑在现阶段，中国的贫困群体还无法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支撑。同经济发展程度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是在退休职工的养老以及在职职工的福利方面，而失业保险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最薄弱的部位。因此，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无法有效地保证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虽然如此，中国的贫困群体仍然得到了其它一些因素的明显支撑。      政府对于贫困群体的支撑作用最为明显。从目前中国的政府、社会、个人这三级层面来看，社会层面较弱。就现代社会而言，一般是"大社会、小政府"，贫困问题在不小的程度上是靠社会予以解决或缓解的。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较低，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大政府、小社会"或"强政府、弱社会"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的现实生活里，实际上只存在著政府与个人这样"两级"层面，政府与个人各为一极，而缺乏健全的"社会层面"。而中国半个世纪来的社会制度，使得政府对于民众几乎负有无限的责任。因此，在中国，对于贫困者的救助带著十足的"政府行为"的色彩。应当承认，在特定的时期，政府有关扶贫与缓贫的行为是比较有效的。比如，近年来，中国农村中绝对贫困的人数的减少，主要便是受益于政府的反贫举措。而目前诸如下岗工人的再就业、贫困者基本生活费的保障等问题，几乎都是靠政府出面予以解决的。人伦关系对于贫困群体也有著一定的支撑作用。受民族传统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是一个人伦型的社会。亲友之间的相互帮助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当一方亲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据上海的一项调查，在所问的294名下岗职工中，有173名回答说其家庭目前生活主要来源是依靠配偶的收入，有47名回答说是依靠父母、子女、亲友的接济。另据某省的部门调查，停产企业中有20％的职工靠亲友接济。还有一项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因素，这就是劳动者负担系数的降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之有效，近20年来中国的劳动者负担系数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无疑是已提前释放了如今贫困群体所面临的一部分压力。每一农村劳动力负担人数，1978年为2.53，1980年为2.26，1985年为1.74，1990年为1.64，1996年为1.55.每一城镇就业者负担人数，1978年为2.06，1980年为1.77，1985年为1.81，1990年为1.77，1996年为1.72.不应低估劳动者负担人数同贫困问题之间的密切相关性。例如，1996年，中国城镇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困难户为2.17，最低收入户为2.09，低收入户为1.91，中等收入户为1.69，高收入户为1.58.显然，在劳动者收入大致差不多的情形下，劳动者的负担人数状况便成为影响家庭基本收入的一个重要变项因素。假如中国劳动者的负担人数系数一直居高不下的话，那么，中国目前的贫困群体队伍要更为庞大，而且，绝对贫困者的处境也要更为艰难。      4.整合性较弱中国城镇贫困群体成员从行业上看，多来源于纺织、煤炭、森林工业、军工部门的部分亏损、双停企业以及部分地区的政府机关；从地域上看，多在内陆地区、三线地区、计划体制控制严格的矿产和制造业产地；从文化素质上看，主要是由较低文化素质的职工构成。      从理论上讲，城镇贫困群体成员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因而其从众心理较强；又由于行业、地域的相对集中，因而便于交流与相互感染；这一切再加上艰难的生活处境，城镇贫困群体成员很容易形成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并进而演化成激烈的集体行为。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城镇贫困群体成员虽然具有相同的意识，但就总体而言其整合性较弱，群体行为很难达到激烈的程度。      中国城镇贫困群体成员的整合性之所以较弱，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群体的稳定性较弱，流动性较强。比如，作为城镇贫困群体中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下岗工人，其进一步的去向往往是再就业。上海市实施再就业工程以来，至1997年5月上旬，全市共有86万人次下岗，其中67万人得到安置，仍有25万人下岗待工。1997年，全国大约有630万失业和下岗工人参加了转岗、转业培训，45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150万人参与了生产自救活动。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群体成员，由于居住区域的相对分散以及生产活动的相对封闭，因而其群体的整合程度不可能很强，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也不可能采取过激的群体行动。      四、中国贫困群体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      贫困群体的存在，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损伤了社会公正原则并降低了社会的整合程度在市场经济社会，由于人们在能力、生产要素的拥有量以及劳动贡献量诸方面存在著差别，因而造成社会成员、社会阶层之间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的差异。应当说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这种差距不应过大，不宜超过一定的"度"，它应是以广大社会成员都能够普遍得到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为前提条件的。否则，便成为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中国现阶段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的存在，严重地损伤了普遍受益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中国社会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成员的存在，虽然从社会转型的意义上讲是不可避免的。但人数如此之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常因素所造成的。这就势必会使许多社会成员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并进而挫伤其劳动的积极性。"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      有必要注意的是，在维护普遍受益这一重要原则的同时，我们还应防止平均主义现象的出现。平均主义同样是违背社会公正原则的。在贫困的社会土壤中，极易产生平均主义的观念和行为。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特定时期，从某种意义上看，平均主义对于缓解由贫富差距过于悬殊而造成的社会紧张状态具有某种暂时的有效作用。但是，平均主义是与时代趋势相违背的，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毕竟是两回事情。它同样也不是以社会成员的能力、劳动贡献量以及生产要素拥有量的具体情形来规定人们收入分配的。因此，平均主义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有著巨大的损伤作用。      无论是绝对贫困现象、相对剥夺现象，还是平均主义现象，均不利于社会的整合。绝对贫困者对于社会，或者是容易形成一种边缘化的行为方式，或者是容易采取一种抵触性的态度；而相对贫困者对社会则更是容易持抵触性的态度。平均主义会使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失去劳动的积极性，会削弱对社会的责任心与信任感。这一切，均会降低社会的整合程度，使社会发展的社会层面动力有所减弱，并增大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第二，限制了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社会成员潜能开发程度的高低，会对社会的活力产生不同的影响。贫困问题尤其是绝对贫困现象直接制约著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社会成员潜能开发的具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各项需求的满足状况。这些需求包括生理、安全、归属、尊严和自我实现等多个方面。处在绝对贫困状态中的社会成员，面对的是自身的生存危机，其生活的主要目标取向只能是限于满足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求，而无力顾及其他需求层面。在这种情形下，绝对贫困者的潜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在中国社会，绝对贫困者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全社会潜能的开发程度。      第三，不利于民主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大量贫困群体成员的存在，不利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就一般情形而言，绝对贫困者难以有效地介入民主化进程。从其基本的需求来看，他们所看重的是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很难产生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冲动（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动员和集群行为除外）；从其能力来看，由于长时期地缺乏教育，文化素质较低，而且又长时期地处在封闭的状态，因而很难积极而有效地参与社会性的事务。与绝对贫困者有些不同的是，相对贫困者倒有可能产生某些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冲动。但是，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现阶段的许多相对贫困者还没有同市场经济相适应，他们所习惯的往往还是以前的平均主义。因此，相对贫困现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民主化进程的议题走样。      第四，成为影响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参数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现代化模式，这经常引起人们的争论。从中国社会中存在著庞大的贫困群体队伍这一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宜选择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而不宜采取激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在现阶段，中国贫困群体对于进一步改革的承受力是很有限的；他们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且，大量贫困群体成员的存在，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这对于社会的整合与稳定也是极为不利的。鉴于此，选择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应当说是比较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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