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是 有矛盾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他通过自己的职业尊严和知识尊严,可以不依 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像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是通过最高政权,通过皇权、忠于朝廷而达到权力,达到治理 国家。两者之间相互有矛盾,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却是紧密结合的。中国知识分子 总是很自觉地把自己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政治力量结合起来。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摆脱不了参与新的国家建设的热情,现代中国的几次政权变 更新旧交替,都不缺乏大量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参与。 最典型的如熊十力先生。这是个高蹈的哲学家,向来是做隐士的,他一直在研究中国 哲学。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董必武把他请去(熊十力是湖北人,和董必武是 同乡),他在北京给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写了一封信,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研 究生研讨国学,同时恢复三家民间书院:南京内学院,由吕徵主其事;浙江智林图书馆 ,由马一浮主其事;勉仁书院,由梁漱溟主持。这封信就是向最高领袖献计献策的。后 来他又发表《论六经》,论证了《周礼》、《春秋》等经书里有社会主义思想,证明我 们中国古代就有社会主义思想,甚至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予确信全世界反帝成功 后,孔子六经之道当为尔时人类所急切需要,吾愿政府注意培养种子。他的意思是我们 要继承传统,要把中国古代学问作为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样可以国泰民安。这个思 路很有意思,也非常陈旧,毛泽东当然不会采用。但这说明像熊十力这么一个老知识分 子,一旦到他认为自己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变成治国平天下的人,认为按照他这个 思路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他绝对不是反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反社会主义 ,而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学问用在国策的确立上,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其实不仅是熊十 力先生,还有梁漱溟、冯友兰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的精英,都是在专业学术上达到 最高层次的人,在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身上仍然综合了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两种成分。 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上是很典型的。 当现代社会发生转型,传统士大夫的经国济世的抱负无以施展、然而又不仅仅满足于 自己的民间岗位的时候,知识分子必然要在这中间开辟一个渠道,让他们能发挥对社会 对国家的责任与热情。这样一种发挥热情的价值取向,我把它称为“广场”。“广场” 是个空间的象征,传统庙堂的对象是国君或者说统治者,那么,现代“广场”的对象是 什么呢?当然是民众。“广场”里熙熙攘攘的都是老百姓。然后,“广场”需要英雄, 需要能人,需要知识分子来告诉老百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中国的出路。这样一个过 程就是“启蒙”。“广场”与庙堂在价值取向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 有成就的理论家冯雪峰曾有一个说法:知识分子实际上像一个门神。门神是贴在大门上 的,门开了他是站在庙堂的门口;门关了他就面对民众,成了民众的导师。这个比喻非 常有意思。门神是贴在门上的,如果庙堂接纳他,他就在为国家服务的行列里;如果庙 堂不需要他,门关掉了,他在门外面倒变成导师了。这当然是一个自嘲,但用来理解20 世纪初士大夫阶级到知识分子形成的过程很深刻。我觉得中国士大夫阶级在转型为现代 知识分子的初期阶段,通常就扮演了这种双重的角色。 中国20世纪文化跟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 和古代文化是在一个自成一体的封闭体系里运作的,士大夫的道统、学统、政统是完全 融合一体的,是非常和谐的。可是到了现代社会,由于西方的介入,这样一个自成一体 的东方社会运作机制被打破。知识分子从这个打破的裂缝里面走出去了,学到了西方的 一套所谓现代化的东西,就是说,中国要向世界学习,要跟世界同步发展,也就意味着 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吸收甚至模仿他们的东西才行。 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原来治国平天下的“道”被淘汰了,再去讲什么君君 臣臣,跟这个现代化毫无关系。中国那么大,没有了原来的道统,中国人又没有恒定的 宗教传统,不像西方,社会虽然变来变去,但上帝是不变的。中国原来讲究天不变道也 不变,现在是明明白白地变天了,再去拿什么东西作为民族凝聚力,使这个国家能够重 新凝聚起来?这个问题一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我们变来变去,好多次 了,拿来的都是各种各样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实践,除了新儒家企图重返儒家传统以 外,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人谈了,日本的“脱亚入欧”获得成功就是一 个极端的例子。整个现代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一个现代性的中国,必须要从西方引进 一个适合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统来凝聚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尽管20世纪流行的思想学 术内涵不太一样,它们的根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根源都是跟西方的现代化有关的。 我们总是引进最先进的,过去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现在是美国,它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Ta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