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畜管理方面的经验还有中国植物介绍过来，美国就会变得像中国一样人口众多。”（注：Denker,p.17.）于是，一些美国企业家创办仿造中国工艺美术品的工厂。由于费城和北京的纬度相似，商人汤姆森相信费城可以生产出“和从中国进口的瓷器相比毫不逊色的瓷器”。乔治·莫里斯在费城南部就建立了一座生产仿中国式的青花瓷厂。
18世纪欧洲出版了大量的专门介绍中国建筑艺术的书籍：纪录1752年法国国王举办中国节的《中国节》、1752年哈佛培尼的《中国式和哥特式建筑》、1753年强伯的《中国建筑设计》。强伯曾在意大利学习建筑，后被派驻中国，他以建筑家的眼光观察中国建筑，描绘中国建筑，给欧洲提供了当时有关中国建筑最为准确和详尽的视觉资料。还有1755年哈佛培尼的《中国风格的乡村建筑》、1758年欧文的《哥特式、中国式以及现代趣味》、1777年的《中国回忆录：科学、艺术、风俗》、1777年勒霍杰的《中英园林建筑》（包括许多中国园林建筑的图例）、1798年叙费的《新花园：中国式设计》，等等。在大量出版介绍中国建筑艺术的书籍的同时，18世纪欧洲各国摹仿中国建筑风格，修建了大量的中国式的园林建筑：在德国，阿腾斯台的“中国屋”建于1799年；迪斯库的“中国亭”建于1790年；慕尼黑附近尼费恩倍格的“中国塔”由德·库威尼尔在1716年修建。在法国，建筑师勒纳尔(Jean  AugustinRenard)18世纪末在巴黎附近为佩斯佛赫公爵花园修建了两座中国亭和一座中国桥；1781年巴黎附近波恩勒的“中国亭”；1775年建筑师勒加缪在亨特鲁修建的高达120米的“中国塔”；1780年建筑师拉辛·德蒙维尔(Racine  de  Monville)在离巴黎不远的Foret  de  Marly修建的“中国屋”至今保存完整。在英国，伦敦附近威尔士王子花园由建筑师约塞夫·古匹(Joseph  Goupy)在1763年修建的“孔庙堂”和1760年由《中国建筑设计》作者强伯设计修建的“中国亭”和“中国塔”，这座塔保存至今。还有意大利西西里巴勒莫地方的“中国屋”；1782年建于奥地利维也纳附近勒克森贝格的“中国亭”；建于1790年荷兰巴恩的“北京屋”和“广东屋”；1774年比利时包杜尔的“中国大道”；1790年建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中国亭”；1762年匈牙利尼斯鄂德勒湖边修建的“中国园林屋”；俄国彼得格勒附近查尔斯库叶塞隆地方，从1764年开始修建的“中国村”共有18座中国式房屋，由英国建筑师卡麦隆设计建造。此外，各种形状的中国门窗对欧洲建筑也有影响。例如，按照中国园林建筑的模式，欧洲人开始把园林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并且出现了落地窗户。中国建筑室内不太喜欢唐突的直角和顶棚角，罗可可建筑的圆墙角与中国建筑影响有关，因而被称为“中国墙角”，是18世纪欧洲建筑室内构造装饰的一次革命（注：Adolf  Reichwein,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Barnes  &  Noble,1968,p.64.）。由于中国园林建筑的广泛流传，凡·阿尔倍格(Eleanor  von  Erdberg)还把中国园林建筑对欧洲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1)异国情调；(2)奇异风格；(3)摹仿风格（注：Eleanor  Von  Erdberg,Chinese  Influence  on  European  CardenStructur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p.10.）。
在模仿中国建筑的风尚中，在比较中国和欧洲建筑风格的基础上，18世纪欧洲还出现了较早有关中国艺术的美学著作：约翰·格哈特·菲舍尔(Johann  Gerhardt  Fischer)的《建筑史概述》。在此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美学观点，那就是，如果不把所有的艺术现象、所有的艺术风格，包括不同文化的艺术风格进行比较，撰写真正科学的艺术史是不可能的。他提倡：“尽管有趣味上的差异，也应该让每个艺术家自由独立地思维”，不同文化的艺术“能为艺术家提供创造的启发和激励”（注：Johann  Gerhardt  Fischer,Sketch  of  an  HistoricalArchitecture,Reichwein,p.66.）。在西方学者中，他较早地指出了中西文化艺术比较交流的重要性。
中国艺术对十七八世纪法国的影响与其它欧洲国家有所不同。它不仅仅限于中国青花瓷器花纹图案对法国瓷器艺术的影响，还在于由此所激发的法国人对中国文化包括哲学、美学、文学等的浓厚兴趣。18世纪欧洲中国文化艺术热的中心是法国宫廷。18世纪的第一个新年，在法国宫廷是以中国节日的方式来庆祝的（注：Adolf  Reichwein,China  and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New  York:Barnes  &  Noble,1968,p.22.）。早在1687年，法国赴华传教士就把他们翻译的《中国哲圣孔子》一书，敬献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注：Michael  Edwardes,East-West  Passage:The  Travel  ofIdess,Arts  and  Inventions  betwween  Asia  and  the  Western  Wrold,New  York:Tap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971,p.105.）。18世纪的法国向往中国理性王国的天堂，他们发现，孔子在两千年以前就发现了法国人正在追求的国家秩序和安乐。法国思想家卢梭和他的追随者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找到了回归自然的遥远的呼声。中国学者郭某，1750年随法国耶稣教传教士到巴黎，在法国宫廷供职13年，传播中国文化。在他的说服下，1756年，国王路易十四甚至仿效中国古代皇帝，在耕畜前导犁，行春天开犁仪式（注：Albert  Boime,Art  in  an  Age  ofRevolution:1750-1800,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22.）。宫廷重臣、被称之为“欧洲的孔夫子”的法国国王御医魁奈(Quesnay)，认为中国哲学、美学高于古希腊。他甚至提倡按照中国模式，改革法国王权，宫廷权贵也大多唱和。“中国震撼是如此强烈，俨然以主导文化君临法国，使之不得不对其文化和政治进行反省。”（注：Lach,Vol.Ⅱ,p.172.）法国人对中国艺术有着同样高的热情。在中国瓷器热中，1698年至1703年间，法国商船“安非体特”号两次从中国把大量中国瓷器运回法国。一位法国诗人1716年在赞美中国瓷器的诗中写到：“看那瓷器，它的美引人注目，它来自神奇的世界，无人能无视它的美，如此诱人，如此精美，它来自中国！”（注：Embarras  de  oa  Foirede  Beaucaire  en  vers  burlesaue,1716.Belevitsh-Stankevitch,1.c.,p.150.）
意识到中国美术在法国的影响，美国学者阿道夫·赖希韦因(Adolf  Reichwein)在著名法国罗可可画家华多的名作《到西苔岛去》中，找到了与中国宋代山水画的相似之处：“任何一个熟悉中国宋代山水画的人，一看便知，华多画中的远景山水，与中国山水画相似。色调稍深的山坡轮廓，是中国画风格，画云的手法，也像中国画。华多画中常见的近似单色的前景风景，也是中国山水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华多的这种对于自然带有一丝忧郁的绘画处理，导致了他同时代的画家布歇尔和那些大自然的崇拜者的田园情调。”（注：Adolf  Reichwein,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Barnes  &  Noble,1968,p.48.）华多对中国的兴趣使他专门给一名姓赵的中国人画了一幅肖像画。18世纪罗可可艺术是当代艺术对17世纪宗教艺术的一种否定，用罗可可世俗的欢愉代替巴洛克的宗教式说教。在绘画中运用中国美术的因素，是用异族文化来否定法国17世纪以来宗教对艺术的统治。有的学者指出，即使是在17世纪的巴洛克风格里，也可以找到与董其昌风格风景画相似的地方（注：Bowie  Theodore,East-West  in  Art:Pattern  of  cultural  &Aesthetic  Relationship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6,pp.25-27.）。
有的法国艺术家则公开承认模仿中国美术。一位18世纪的法国艺术家在谈到他如何模仿中国铜镜上的人物和图案时说，“铜镜上的人物和图案既不是浮雕也不是画上去的。其技法具有极高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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