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问题之所以在90年代浮出，首先是由于社会情境的巨大变迁，原有启蒙语境的瓦 解，使知识强力话语失去了优势，小说的启蒙主题与精英话语叙事的独立合法性已经面 临难以成立的危境。在此情境下，小说必须借助于另一个支撑点，同时对自身的价值立 足点做出新的解释，在它无法建立自己独立自足的宏伟叙事与巨人式的启蒙思想主体， 同时也无法依附于旧式政治理念的处境下，它的“进步性”或现实批判性何在?其必不 可缺的意义与精神何在?这不单纯是一个小说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知识分 子在精神上的一个归属问题。像现代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他们又赋予“民间”一 词以特殊的内涵——“民间”又成了一个与“庙堂”相对应的精神世界与空间的特殊概 念，成了个性与自由的载体，本源和理想的象征。这当然首先是一个意愿，因为无论怎 样，“民间”一词在20世纪中国所特有的政治合法性也是难以动摇的，它在以往曾被作 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为工农兵服务”，“向民歌学习”都曾是这种解释的某种变相形 式，但它们又都同时被“主流化”了，背离了真正的民间。而“回到民间”，正是在启 蒙话语受挫，并同时受到市场语境的挤压之时，对当代文学精神价值的一种重新寻找和 定位，这样一种定位包含了当代知识分子深切的忧思、智慧与责任感。陈思和的民间理 论的提出正是应和了这样的背景，并且生发出不断延伸的含义和影响。他先是对民间意 识的浮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兴衰的关系作了细致和独到的梳理，由此对抗战以来一直 到“文革”时期的文学作了一种新的解释，即，这是一部由民间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之 间的复杂对立又互为纠结渗透的关系所演出的文学史，在这一部文学史中，民间文化的 潜在力量是使许多文本能够葆有历经磨洗而后存的价值的主要原因，“文学史又一次证 明了民间的力量”。(注：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 ，《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在另一篇文章中，陈思和又对“文革”后文学当中民间 文化因素的增长与民间美学形态的浮出进行了探讨和梳理，他认为以寻根文学的标志， “广场上的知识分子重返庙堂的理想”即被终结了，嗣后的作家开始以“来自中国传统 农村的村落文化的方式，或来自现代经济社会的世俗文化的方式，来观察生活”，或者 “虽然站在知识分子的传统立场上说话，但所表现的却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 美趣味”。由于他们注意到民间世界的存在，“并采取了尊重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态 度，使这些文学创作中充满了民间的意味”。(注：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 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他把“新历史小说”的崛起，以 及张炜的《九月寓言》、张承志的《心灵史》、贾平凹的《废都》等小说都看作是相关 的例证。
　　无疑，陈思和的上述理论同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新视界是有着一致性的关系的， 它既阐释了文学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基于当代中国现实的敏感语境，因而必然产生广泛 的辐射效应。
　　　　　　三、当代小说中的三种民间美学形态
　　当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化与美学倾向有着相当复杂的表现，它依托于几个不同的空间， 并且与传统小说中的民间文化内涵相比又有许多新质。因此，要想对其特征进行阐释， 必须加以离析与区分。在我看来，民间理念与民间立场在当代的实现大致呈现了三种形 态，即“乡村民间”、“城市民间”和“大地民间”。它们在互相联系的同时确实具有 比较明显的不同内涵和向度，并产生了相关的文学流向与大量作品。不过必须说明，划 分这三种形态并非意味着它们都已发育成熟，而首先是为了说明的方便。实际上具体到 每个作家那里可能又是兼而有之的，而且三种形态也都还在形成过程之中，与其说“形 态”也许还不如说“趋向”。
　　(一)“城市民间”
　　“城市民间”可以说有着古老的渊源，中国古代的小说基本上是一种城市民间的消费 文本。小说之所以在明代崛起，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明代出现了萌芽，城市民间社会 的发育，为出版印刷业作为商业活动提供了现实基础，小说的消费群体与传播载体由此 得以形成。这在西方也是有着同样背景的，西方近代小说的兴起也是始自文艺复兴时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小说同中国的《三言》 、《二拍》可以说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很显然，城市社会空间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出现与 扩展，是小说发育的最根本的动力，作为一种城市社会的“民间意识形态”，小说不仅 主导着城市的文化消费，而且成为新型价值观念的传播媒介，它们以新的道德理念诠释 着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使之合法化，这也是它们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所作出的重 要贡献。我们通常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肯定市民小说的价值的——不是去苛刻地批评 它们的那些不无“诲淫诲盗”意味的放纵描写，而是着眼于它们对主流道德观念的瓦解 与冲击。
　　但小说植根于“民间意识形态”的最初状态很快就被改变了，它很快就受到了“知识 分子意识形态”的利用和修改。小说在19世纪的欧洲达到了高峰时期，但却基本上变成 了社会批判与思想启蒙的工具、知识分子进行人性与道德探求的方式。这种“过分”的 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改造，在20世纪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但显然已经穷尽了小说的活 力与可能性。在20世纪中国，小说被命定地选择为推动社会变革、改良人生状况的工具 ，知识分子很自然地将传统的主流文学观念套到了小说的头上，同时“社会政治意识形 态”又将庸俗化了的社会学认识论观念塞入其中，小说不堪重负地变成了“经国之大业 ”，思想之阵地。在逻辑上这固然是合理的，可是从小说艺术发展的实际看，其作用就 不仅仅是正面的了。世纪初启蒙知识界对“鸳蝴派”和“礼拜六”等娱乐性小说的批判 当然是有道理的，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将小说变成了主流文化的一个分支，使小说原 有的古老民间传统逐渐被压制和阉割。
　　但这仍然有一个过程。二三十年代，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仍然有着民间化的城 市空间，虽然这个空间也正日益遭受着污染。在老舍、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或多或 少地含有城市民间文化精神的因素，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小说里，可以比 较明显地看到原生的市井人物与民间生活场景。
　　在当代，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城市小说演化成了“工业题材”小说，变成了一个文 化和文学的特定部门。原有的城市小说概念不复存在，从欧阳山的《三家巷》到周而复 的《上海的早晨》再到艾芜的《百炼成钢》，所遵循的都是苏联式的社会学反映论模式 ，着眼于表现城市社会或“工业战线”上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小说完全变成了一定 时期政治理念的演绎与演示。这种情形实际上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工业改革题材”的 小说，只是改头换面，原来的阶级斗争主题被置换成了改革。蒋子龙、张洁、李国文、 柯云路的改革小说基本上都未触及过城市文化本身。城市民间社会及其文化价值的显形始自王朔的小说。王朔小说中的城市民间倾向大致 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人物社会政治身份的模糊化，他们被称为城市的边缘人、游 走者、文化闲人或“精神痞子”，这样一些人，其身份同传统小说中的三教九流市井人 物之间具有了某种微妙的血缘联系；二是人物所表现的特别“扎眼”的反正统道德倾向 ，“千万别把我当人”、“玩主”、“玩的就是心跳”这类具有挑战意味的字眼，成为 他小说价值与道德倾向的标志；三是叙述风格的大众俗文化倾向，小说的主导性话语选 择了一种“文革后”色彩很浓的城市市民话语，在喜剧式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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