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的心理“暗合”华夏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民间传统文化更是深入人心，各种民间的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还在不断地丰富着其隐藏在物象背后的那层隐意。

    传统文化元素的隐喻，象征意味越深厚，对于现代人就越具有某种神秘性的吸引力。具有不同于一般物象概念的传统文化元素，背后具有的那种神秘的因素，有些时候往往是最吸引动画创作者，也同样是最吸引观众的。在当今文化产业迅猛发展过程中，动画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在改变着我们既有的动画美学观念，当代动画创作从动画创作者的个人独白，转变成为和大众共同在一定层面上的自我和他我之间的交融。这样，就要求动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要具有能在更深层次上与大众产生心理共鸣的一个感应物，而不能简单地仅停留在一种视觉层面的感受力上。就这一美学话语转型的新意义而言，一方面要求动画创作者在创作中不仅要考虑到自身创作的源发点，还需要同时兼顾自己的作品在面对大众时所能产生的“触发力”的强度问题，即作品的“场”的力度。而传统文化元素背后所具有的那层神秘因素正好触发了某些动画创作者的心灵感应点。动画作品在此时更像是一个把客观物象引领到主观感受的一个“引路人”，使得传统文化元素在新艺术形式的重新表现后，更显其魅力的醇厚。

    传统文化元素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引用贡布里希在“普通知识的传统”一文中的“隐喻之源”[sour-ces of metaphor］这个词汇来加以类比，探讨其是否具备作为“隐喻之源”（1）的条件而被动画创作者广泛采用。那么相对于中国大众来说，传统民间元素背后的那些象征、隐喻意是否也可以作为动画作品与大众沟通的一个“隐喻之源”呢？大众对它们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不需要任何方式的累攒就能达到心理上的“暗合”。

    在动画创作中可能把“隐喻之源”当作动画作品和大众之间交流创造的一个“链接源”来得更为合适。如果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称为一个大的文化圈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大文化圈中什么才是我们无需多言就能为大众所熟知的“隐喻之源”呢？那么五千年传统文化熏陶中的民间传统文化元素就应该当仁不让的成为这个大文化圈中“隐喻之源”的重要成员了。“当然每一种文化都有这样一些为人赞赏的‘隐喻之源’在它的成员中促进了交流的进行”（2）。可以说，国内外动画创作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沿用，充分借助传统文化元素，用动画作品在动画创作者与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理解的桥梁。那么动画创作者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借鉴是否仅在于对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隐喻、象征意的简单运用呢？我们也许可以用西方的方法论来表现世界，却很难用他们的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因为我们的心灵深处与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动画创作者在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及传统文化中发现了表达个体生存经验的种种方法论的独特功能，动画创作者开始了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探究和借鉴。

    三、东方人的人文性格与当代动画创作东方人的稳健、持重、忍耐、勤劳一的个性和以儒学在个人修养上的那种“主静”、“庄敬”、“慎独”，从而形成的内省型人格造成的人文传统及人文气质也是促成动画创作者借鉴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要为改变某种特质而强行去吸收某种文化或接受某种精神的熏陶，不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更有可能是不可能改变的。“……意大利人明显地偏爱古典神话及其简明的意象，而德国人更热衷于怪癖，美国人则倾向于嬉戏性的实用主义。所有这些民族特点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表现出审美因素的丰富多样性，而无半点教条主义的刻板……”（3）。就民族的特点、气质来说东西方的差异在其它影视作品上也可见一斑。一般来说我们对于欧美惊险片都有个印象，大部分恐怖的气氛是由血腥的“镜头”起作用，依靠视觉的刺激来达到营造恐怖的效果。而对于大多数的国产惊险片，其对心理层面造成恐怖的力量在笔者看来远远地要超过欧美的片子。还有如获四项奥斯卡大奖的《卧虎藏龙》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佳绩，应该有赖于其明显不同于欧美大片的拍摄手法，“剑胆琴心，侠骨柔肠”的书剑名士之气和快意恩仇的江湖之情也只有东方人能够深刻理解并加以表现。导演李安虽是美籍，但骨子里的东方人文气质永远是他“摆脱”不了的根。所以“竹林”、“镜水”这些带有中国“禅”意的镜头元素才会在影片中多次出现，哪怕是紧张激烈的打斗场面也都充满了诗意的唯美。一般的欧美大片是永远不可能出现这样诗意的。

    以上两点基本是基于“对象自身”与“主体本身”两方面去分析探讨传统文化元素所以被动画创作者借鉴的可能性原因，而西方中心主义的冲击，使得年轻的一代中国动画创作者也开始追求民族性。这一点上动画创作者往往将对追求民族性的研究追求转到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借鉴上。虽然不能简单地将借鉴传统文化元素等同于对民族性的追求，但站在动画创作者的立场上也应该是情有可原的。

    四、“文化寻根”的心理需求

那么在作为艺术时代变迁历史之短短一瞬的中国当代动画创作，在面对当代文化“寻根”的问题时，就越发说明其借鉴传统文化元素的过程是有其必然性原因而存在的。作为文化发展形式之一的艺术变迁，在文化发展这一大背景下，特别是在美学热中，人们更是多方位关注“寻根”问题，当西方文化价值充斥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时，人们重新注意中国文化的“根”，注重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向度、文化品位和精神意向。寻根—寻找自己的生命母体和生存地基，呼唤中国气派和华夏品格，也就是说文化中的“寻根”直接导致了艺术上的“寻根”，寻找中国人自己的动画创作方式，寻找动画创作者心灵深处熟悉的家园，寻找向外敞开的“西化”色彩以外，禀有的一种厚重的本土民族意识和深邃的母语经验。“当代动画与大众对话的过程及其实现，作为当代审美文化领域中艺术大众化的努力，根源于我们今天的广泛文化背景。从艺术和艺术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活动的方面而言，走向大众对话时代的当代动画，必然与当代文化的整体面貌相联系。反过来，由艺术的大众化，我们也将可以看出当代文化在自身精神、价值方面的特定结构风貌。就此追问下去，我们便可以从当代文化现象形态上看到这种联系的时代因素”（4）。新的文化诗学与传统的人文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暗合，造就了在艺术上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的思考，（包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元素及传统现象）即如何批判地继承。在这一点上“指南针”已非古书上的“指南针”，“草船借箭”也非《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传统文化元素的重心已不完全局限于其固有的特殊含义了。

    在当代动画作品中它的存在价值其实已经是作为“文化心理积淀的艺术性魅力”而来展现了。它不是古董，而是动画创作者“借景抒情”中的“景”，甚至是“借情抒情”中的“情”。可能是因为此“情”此“景”刚好暗合了文化中所寻的“根”，中国当代动画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借鉴也就成为中国动画发展的必然。

    注释：

（1）（2）贡布里希著，范景中，曹意强，周书田译《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1989年版，第5页。

    （3）克劳斯·霍内夫著，李宏膝卫东译《当代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

    （4）吴美纯《黄永砅—当代艺术与本土文化》，福建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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