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斯塔尔的鸣冤叫屈写了长文《迷惑人的法西斯主义》（1975年），在揭露了里芬斯塔尔的美学追求的连续性以及与纳粹主义的一致性的同时，深入剖析了法西斯美学的本质。

    桑塔格说：“里芬斯塔尔奉命拍摄的那四部纳粹影片（不管是关于党代表大会、关于德军或运动员）都是赞美躯体和社会公众如何通过对一个不可抗拒的领袖的崇拜而获得再生。” 在里芬斯塔尔的电影与摄影里，人无从展示自己的感情与观念，人的主体性变得非常单一，除了表现一种力与速度之外，其它方面无以展示。无论是党代会上的人还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人，甚至是她后来在1960年代拍摄的奴巴人，都只不过是在体现了一种大众的狂热的同时，成为体现她的审美观的道具。她所追求的是将最新的拍摄技术与体现了力与美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视觉的政治魔术。参与这种活动的人是什么是不在她的考虑之中的。这种对于“美”的追求，如果不是冷酷的话，至少是自我中心的。

    桑塔格认为，从对艺术表现的贡献来看，像《奥林匹亚》这样的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们在电影史上的贡献并不真正重要”。因为里芬斯塔尔的电影（包括她的摄影）不是为了“改变人们观看和摄影的方法”的电影，而是为了改变人们对纳粹的看法的电影。尽管它在艺术表现上作出的一定的突破，但这种突破充其量实际上只是给艺术如何为政治服务作出了一些贡献，尽管那也可说是一种典范性的贡献。

    １９９３年，一部由德国与比利时合作拍摄的名为《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壮观而可怕的一生》的传记影片再次引起话题。里芬斯塔尔在这部电影中仍然对她的影片的历史作用讳莫如深。她坚持认为个人是无法回避历史的包围与纠缠的。里芬斯塔尔始终认为自己的艺术被政治利用了，在“利用”的盾牌掩护下，自己的责任就可以轻易回避了。在这种逻辑中，“利用”似乎只是一种单方面的事，“被利用”的一方根本不需要反思。因此“被利用”者也就不需要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在这样的心态下，她显然没有对自己的良心有所谴责的心理准备。

    但她也许应该知道，既然已经进入了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就应该有勇气对历史负责，同时也对自己负责。任何闪烁其词都只能被看成是心虚的表现。她也许觉得历史不公平，为什么她的同时代人卡拉扬依然满面春风地扬起他手中的指挥棒，而海德格尔的哲学居然也被奉为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但为什么只有她要付出如此之多，凭什么就只有莱妮·里芬斯塔尔一人要承担为纳粹张目的历史责任？尤其当这个问题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时，这似乎更容易令人产生一种侧隐之心。我们知道，一些为她辩护的言论是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的。的确，人们已经看到够多的在一个又一个朝代中如鱼得水地成为弄臣的“艺术家”们幸运的笑脸。相对于这些乖巧之徒来说，里芬斯塔尔算是付出的够多的了。朝代有兴亡，人事有代谢，但一些乖巧的“艺术家”们却好像总有办法逃脱历史的追究，一如既往地变脸，终生接受掌声与宠幸。但是，对她来说，也许历史是在从另一个角度论功行赏。历史只从她的历史作用与影响来加以清算。严厉的历史惩罚只能落在真正地影响了历史的艺术家身上。她也许就是这么一种该受严厉惩罚的艺术家。这种惩罚要与她当时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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