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在影片的结尾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与第一次考试对比的场景：孙丽英把郑大送到小学门口，她对于能否考上也已失去自信，看着郑大随着其他小朋友涌进校门，但郑大没有穿他平时爱穿的假校服，于是其他小朋友的红色校服使唯独穿蓝衣的郑大与众不同，象征着他融入主流人群的荒谬。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视听编码方式是典型的学院派做法，只有受过一定训练或有视听素养的人才能明确读出这一信息，普通观众则可能从孙丽英最后的旁白理解为对未来的说不清的期待：“其实我心里也怕，我一直觉得郑大是我的失败，我不想承认（他是不同的），可那天晚上，他问我了（这个问题），比我强（我认识到他比我勇敢）”6。
    毫不奇怪，《漂》在对主人公生存环境的表现上也是悲观的，社会从总体上来说对他们是冷漠、无助甚至危险的。叙事上，不负责任的郑大父亲，帮助孙丽英摆非法书摊的女友大贺，查收非法书摊的政府，企图强奸她的贾老板，铁面无私的小学校长和帮不了什么忙的方老师。在视听处理上采用写实的手法，街道总是嘈杂拥挤冷漠无序，郑大偏偏少不更事，到处乱跑，一转身就可能与人车相撞，危机四伏。影片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戏令人印象深刻，郑大赌气离开母亲准备横穿马路，这时一个让观众误认为是郑大的男孩被汽车撞倒，人群围上去，孙丽英疯狂地乱跑，最终在人群中抱住了郑大，观众才松了一口气。导演在这里运用了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中刘德龙殴打男主人公赵小帅一场戏类似的视听处理与场面调度：前景不断飞快横穿画面的各种车辆，降格拍摄，过渡曝光，以及快切等。不同的是后景中郑大与街上其他穿行的人之间没有层次。大街上的交通规则与秩序对聋人来说是社会规则与秩序的象征，导演这种费力的调度很明显要表现郑大的脆弱和社会的冷酷，因为仅靠纪录片的拍摄方法是无法完成这场戏的。  
    《无》片则是反向的渲染：优美的校园，悉心爱护聋人的老师和警察（包括警察专门老远跑到学校来，引用未成年保护法要老师劝聋人张彻不要去抓小偷），无论是大街上，还是地铁站，聋人从容悠闲地行走，毫无困难，环境静谧而有序。社会环境总的来说是安全的，对聋人是爱护的，在此前提下，那些对聋人构成威胁的因素都是体制以外的，给他们造成困难的是一小撮不守规矩、缺乏爱心或对聋人的能力有误解的人。例如第一个出场的张彻在街上与司机的冲突，是因为司机从人行道上超车，而他也没有给张彻造成一点威胁，只是在张彻让开后骂了一句：“聋子”，从而小心地避开交通规则与惯例对聋人的歧视的问题。
    另一个更典型的场景是刘艳在摄影棚里的遇险。导演采用了与外界隔绝的空间，俯拍的机位、阴暗怪异的布光、略带变形的镜头，特别是抽掉了摄影棚以外的环境音响（这一点是很刻意的，在学校的场景都配有街上的汽车声，而临街的摄影棚反而没有），只留下摄影师唏唏嗦嗦的动效，这一切营造了一个“鬼屋”的环境，而刘艳就像落入魔窟的羔羊。这种处理在很多美国商业片中可以见到，魔窟的主人多是某个变态或犯罪分子，他们侵犯的对象并非一定就是聋人。导演通过这种视觉对比和听觉的处理将摄影棚与外界空间完全区分开来了。然后我们看见刘艳逃出魔窟，冲到街上，这时正常的视听风格重新恢复，特别是环境声的重返，车声人声是那样的和谐、有序、层次分明，使人感到亲切而又充满安全感，与此配合的是刘艳长舒一口气。这种感觉与《漂》片中刺耳的车声所带来的危险感形成巨大的反差。接下来是一个从街对面拍摄刘艳在人行道上安详行走的镜头，虽然也有前景中汽车的驶过，但由于前后景层次分明，汽车带来的仍然是一种人气的安全感。接下来，街对面的张彻看见刘艳后横穿街道也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两部影片都是在北京拍摄的，但《漂》片选择的是杂乱无章的生活场景、贫民居住区、小贩云集的地下通道，《无》片则选择了鲁迅中学、皇城下的筒子河以及卢沟桥等北京引以为傲的地方。有趣的是两部影片都出现了鼓楼前的一场戏，而且两个最主要的人物都坐在同一地方。去过的人都知道，在这里拍片，无论是要诗意，还是要杂乱，都很容易办到。两个导演分别看中了这个场景的两个特点，才可能拍出感觉完全不同的两场戏：在《无》片中是文治苦口婆心地劝张彻不要见义勇为，而《漂》片中则是孙丽英反复清点丈夫给他的抚养费，郑大却乘机溜开了。
    两部影片的第二个区别在于对待聋人的态度。在拍片动机上，《无》片的编导反复强调力图消除非聋人对这一边缘群体的误会和歧视，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聋人。例如影片一开始，就是字幕：“此片献给所有聋人”，再加上邓朴方和中国聋人协会副主席杨洋观看影片后的感谢，以及广电总局分管电影的赵实副局长亲自指示：“4月份全国第二次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将在北京召开，届时争取将影片《无声的河》作为礼物献给残疾人朋友”7，这些都显示出影片拍给残疾人的公益性质。导演宁敬武也在创造手记中谈到：“我要表现人与人的平等”8。事实上，影片中的聋人都有着美好的心灵，充满爱心，他们不再表现为社会与他人的负担，而是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
    《漂亮妈妈》描写孙丽英为养育她的聋儿子郑大所饱受的磨难和巨大的付出，影片的叙述者是孙丽英，聋孩子郑大在此片中是作为凸显母亲形象的煽情工具，他似乎也是孙丽英一切苦难的根源，即使丈夫的抛弃也是因为她生了个聋孩子。因此，《漂亮妈妈》严格说是一部女性题材，而不是聋人题材的影片。正如导演孙周对拍摄动机所做的表述：  
    ……我很想知道一个社会底层妇女，她除了以往的困难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东西。一个母亲为了一个残疾儿子她可以不惜生命，但反过来，为了这个孩子她千分之一的危险也不会冒……我不能为了讨好观众而背离我对这个女人的原则：去完成对一个女人实际生活的复制。我就是要让人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女人怎么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这部影片中，我希望对女性主义做些思考。9
他在这里谈到“女人怎么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三重含义。首先，表明前文已述的社会之无助。第二，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女人，聋人在这里是“问题”。所以，尽管影片的英文片名是“Breaking   the   Silence”（打破寂静），“打破”的主语也是女人孙丽英而不是聋人郑大。这在影片中也是很明显的，例如孙丽英影片高潮时对郑大说的话：“你受了欺负，找妈妈发气，妈妈受了欺负找谁去？”。郑大也被剥离出了聋人社群，成为纯粹的负担和令人同情的对象，作者无意表现聋人的内心世界乃至聋人文化，郑大的形象苍白平面。寂静在片中成为某种象征，代表一种绝望。所以，本文以后主要对两部具有可比性的电影《无声的河》与《聋子们的国度》进行比较，作为都是以平等为目标的电影，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孙周的第三重含义，让我转而讨论两部影片的共同点：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自己的问题，不是社会的问题。孙丽英在影片一开始的旁白中就说得很明白：“一个女人家，生了个有毛病的孩子，这辈子就算欠他的了……能怨谁呢？是我自己生的，我要自己扛着。”两片的区别在于聋人生活在温暖的社会，还是冷漠的社会，但都同意一点：聋人是有毛病的人，他们和他们的亲人是命不好。
然而，《聋子们的国度》可不这么看。

              二   从“Hearing   people”说到聋人的自我认同

    在《聋》片翻译过程中，第一句话就出了个难题：“我的家人都是Hearing   People”。这个奇怪的“Hearing   People”此后的出现频度极高，与“Deaf”（聋人）不相上下，其直接意思是“能听的人”，或“有听觉的人”，指聋人以外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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