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和进步知识分子严厉批判的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的享用者更多地被命名为"小市民"。（27）可以看到，这个历史时期的"大众"并未被想象为商业和娱乐业的盟军。
           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指出，都市化和工业生产形成的劳动关系均是大众观念形成的重要原因。许多人对于这个群体没有好感："群众成为乌合之众的新名字，并且在词义中保留了乌合之众的传统特征：容易受骗，反复无常，群体偏见，兴趣和习性低级。根据这个证据，群众形成了对文化的永久威胁。"雷蒙德·威廉斯认为，这是贵族的精英主义对于大众的蔑视，尤其是文化的蔑视。大众不是无知的群氓，人们没有理由阻止大众对于种种传播媒介的兴趣，正当的作法是让大众在广泛的接触之中进行自己的选择。（28）如同雷蒙德·威廉斯一样，另一批理论家对于大众保持了乐观的估计。约翰·费斯克强调，大众并非一个"稳定的概念"，"仅就’人民’是个合理的概念这一点而言，应该将其视做不断变化的、相对短暂的诸多构形的联合。"他们可能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反抗形式。斯图亚特·霍尔在一篇访谈录之中表示，沉默的大众真正在思考，只不过我们剥夺了他们发表的工具。事实上，他们作为一种"被动的"历史、文化动力而持续存在。（29）这个意义上，大众是活跃的政治主体；他们的能量并没有被文化工业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封锁。
大众所热衷的娱乐也不是一无可取。诚如一些理论家所看到的那样，娱乐不仅是一种现实的逃避；娱乐所包含的乌托邦主义同时是对于现实的质疑和代替。尽管娱乐没有明确地对阶级、种族以及性等级制度予以批判，但娱乐是一种渴望冲出现存结构的冲动。（30）例如，武侠影片之中的"江湖"是一个虚幻的空间，但是，这个虚幻空间的快意恩仇又反衬了现实的乏味。如果大众的能动性并未泯灭，那么，大众文化的流通过程可能产生种种不可预知的意义。分析了一批经验性的研究材料之后，汤林森对于大众给予积极的评价："观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来得主动、复杂而有反省批判的能力，此外，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入侵’之抗拒能力，也比许多媒介批判家的想象高了许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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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电视屏幕上有一个基本文本，它被文化工业所生产，且务必看成是工业总体生产的一部分。第二，有一个潜层次的文本，也是被文化工业所生产，尽管有时为文化工业的另一部分所生产。这些包括观众演播室，电视批评和评论、有关演出和影星的特写、闲谈专栏、发烧友杂志等等。它们可以表明，原初文本的潜在意义是怎样被不同观众或亚文化所激活的、是怎样转换为它们自己的文化的。在文本性的第三个层次上是观众自己生产的文本：他们对电视的谈论，他们写给报纸或杂志的信，他们在生活中对电视所引导的服饰、言谈、举止及至思考的采纳。（33）

           这个意义上，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的遇合可能演绎出种种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些故事突破了主导意识形态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产品的指定区域而产生奇异的后果。台湾的陈进兴案件报道是一个有趣的例证。陈进兴系台湾白晓燕撕票案主犯。在逃期间，他潜入南非武官官邸，绑架了武官全家为人质。这时，台北的所有电视传播媒介均到达现场，主持人在直播间与陈进兴通了电话，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现场采访。陈进兴用枪威胁着人质，一边看电视实况转播，一边在电话里言辞恳切地为自己辩护。这个直播间成了陈进兴的个人讲坛。事后的观众调查表明，一些观众认为陈进兴不够英雄，没有实践自杀的诺言；一些观众因为没有看到理想的高潮而感到失望；另一些观众觉得陈进兴颇有人情味，因为他爱自己的太太和孩子。（34）事实上，这种报道的影响和波及面是不可预测的。这可能制造前所未有的收视率还是引起失控的狂欢？对于控制的主题而言，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能动性之间产生的变数始终是一柄难以掌握的双刃之剑。   

6

           电子传播媒介，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主导意识形态，欲望和利润，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业己交织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多重的权力关系正在这个网络之中不懈地角逐。在我看来，启蒙与专制、主导意识形态与市场自由主义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乃是认识电子传播媒介的症结所在。这些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迄今为止，这已成为许多人共同认可的结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与文化民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可以说，前者时常是后者的必要条件。知识与信息垄断的破除即是启蒙的发轫。这个意义上，电子传播媒介对于民主的历史功不可没。对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说来，开启民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化工业导致的副作用。所以，徐贲甚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游离于中国的历史语境：

           在欧洲，民族国家和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经典文化远在文化工业出现之前就已经奠定。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也在文化工业兴起之前业己完成。在这样情况下，文化工业的兴起成为资产阶级上流文化，也就是现代经典文化的威胁力量。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其中包括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现代化是随着电视而不是启蒙运动走向民众的。以媒介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大众文化和社会启蒙、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同步发展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早已失去了经典传统文化的权威。新文化正是打着民众文化的旗帜崛起的。在中国，新文化的成就和权威都无法与启蒙传统的经典现代文化在欧洲的地位相比。群众媒介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关系也就远没有它与欧洲经典文化那么紧张和对立。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像媒介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当然，这种启蒙作用和由精英监护的启蒙是完全不相同的。（35）

           然而，即使赞同这种历史描述，人们仍然可以提出一个后续的问题：制造了新启蒙的电子传播媒介会不会在某些时刻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新的专制权力？人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论证，这种危险一开始就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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