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的。这正是舆论领袖进行舆论传播的重要基础。在传播学的扩散研究中,一些研究者称这种共同性为“同根相似”,就是说舆论领袖和一般受众在信仰、价值观、教育、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一般受众受到生活范围、信息来源和知识经验的限制,对某些社会问题不如舆论领袖敏感,因而其个人态度往往是不明朗的,需要别人指点、引导。这正是舆论领袖得以产生、存在的根本原因。 舆论的参与者变量还包括舆论扩散过程中的传播者。舆论刚刚形成的时候,其公众范围很小,这部分受众就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传播者自身的某些属性对扩散的有效程度产生影响。有较高信誉度的传播者在舆论扩散过程中更容易达到目标。 对舆论扩散过程的研究,最负盛名的当数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两级传播”理论与美国社会学家埃弗雷特.罗杰斯和休梅克提出的“创新—扩散”模式。 “两级传播”理论是研究者通过对政治竞选的调查得出的结论。1944年,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带领一个研究小组以1940年美国总统竞选为对象,就大众传媒对政治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大众传媒讯息并不是直接对选民产生影响的,而是先到达某个群体中的舆论领袖,然后再由他们,把自己读到、听到的讯息传递给群体的其他受众成员。这个过程就被称为“两级传播”。这一模式的提出,粉碎了早期传播研究者们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对受众的影响所向披靡的神话。尽管此后的研究又对两级传播理论提出了许多批评,但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仍能够较好地解释舆论的扩散过程。它说明,舆论扩散过程是社会信息垂直传播与水平传播并存的过程。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必须依赖于人际关系和社会传播网络的共同作用。所以,有效的传播,应该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社会公众群体、它的结构以及舆论领袖。 对“两级传播”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传播媒介的选择。有研究表明,大量信息仍然直接从传播媒介到达受众,而无须经过舆论领袖。只有对公众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信息才经过口头传播。其次,两级传播理论把多层次、多方位的人类传播活动过分简单化、机械化了。在舆论领袖和一般受众之间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舆论领袖本身 也是信息的接受者,他们并不是那些真正提出思想的人。在群体中,还存在着一些既不是舆论领袖,也不是追随者的“非参与者”,他们可能会对舆论的扩散造成障碍。第三,两级传播理论只适用于舆论扩散过程的某些阶段,并不适用于全过程。 因此,一些学者在两级传播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多级传播”模式。就是说,应该把传播看成一种多级流程,或全体制流程。在现代社会中,信息在整个社会川流不息,大众媒介总是要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舆论施加巨大影响,而所有的人,也总是在某个时间,某种关系中,在某个问题上对社会信息流程施加影响。有人影响大一些,有人则小一些。施拉姆对这种全体制流程阐述为:“信息连续不断地流过社会体制,它服从这个体制的约束和需要,也受到体制内部的作用和习俗的影响和推动。”(4)至此,多级传播模式为舆论的扩散过程作了一个宏观的描述。罗杰斯和休梅克提出的“创新—扩散”模式则从具体的、微观的角度描述了新观念的扩散过程。它与舆论扩散过程实质上是一致的。因为舆论一般正是作为社会系统中的新观念而出现的。罗杰斯将观念扩散过程分为四个步骤:知晓,受众个体知道了新观念的存在,并对其内容、功能有所了解;说服,在对信息内容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人们开始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权衡和评价这一信息,形成一种赞成或反对的态度;决策,在得到更多的有关信息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人们作出是否接受新观念的决定;确定,在最后阶段,人们还会继续寻求支持其决策的信息,如果新的观念被证明是可以接受的,人们就会实施某些相应的行为,否则,就可能改变原先的决定。罗杰斯和休梅克的“创新—扩散”过程是一个学习、改变态度、作出决定的过程。 舆论形成之初,只有小范围的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对某个社会问题形成明确的意见和态度。可是,“假如一项发明的头一个采用者和社会中的另两个人讨论这项发明,而这两个人每人又把这个观点传达给同样数量的另外的人,由此而产生的分布是二项展开式。”(5)这样,舆论辐射的范围就不断扩大,更多的社会公众对舆论内容有了初步了解。在此之前,这些社会成员只是某些问题、事件的“潜在公众”,他们面临着某个共同的问题,但他们自身还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舆论扩散的第一步就是使更多的潜在公众转变为对舆论内容有更多了解的“知晓公众”。帮助完成这一步骤的可能是大众媒介的传播,也可能是人际传播。传播的速度相当快。不过,这时人们的意见往往是多元的,还没有形成共同的意见。舆论本身在扩散之初,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也显示出相当的弹性和活力。 说服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舆论领袖在发挥指导作用。一些研究者发现,舆论扩散的知晓阶段,人们更多地向大众媒介寻求信息。大众媒介的主要功能是告知。可是,由于公众在年龄、身份、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性,人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总会产生分歧。同时,舆论公众虽由共同的问题连接在一起,他们却可能各自生活在互相隔离的小圈子里或不同的社会组织里。因此,舆论的传播常常被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并因对舆论的不同理解而产生歧见。在统一认识方面,舆论的扩散必须经过人际传播渠道,特别要借助于公众之中那些见多识广、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某一问题上具有权威性的舆论领袖的影响力。正如传播学者们指出的那样,社会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不仅构成了一个传播网络,而且,作为一个来源,它形成使人顺从群体规范的社会压力,给个人的意见提供支持或反对。当然,舆论领袖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因素是在于他与一般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点。舆论领袖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远较一般人全面、深刻,但他又生活在人们中间,而不是高高在上。舆论领袖必须深入群体的一般公众中间,了解公众的普遍意志,取其精髓,去其偏颇,才有可能获得追随者,将群体其他成员统一于某种舆论之下。 在人类舆论传播的历史上,对社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舆论扩散过程几乎都有舆论领袖在其中发挥特殊的作用。这些舆论领袖就是历史上的“伟人”。 另外,舆论扩散的说服阶段也是舆论本身经受考验的阶段。传播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接受信息时会受到信息传播者的威望、信誉、表达能力、沟通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影响大小的关键因素还在于信息本身的价值。公众对某种舆论持赞成或反对态度,关键要看这种舆论背后是否站着他们的利益。如果某种观念确实代表着公众的利益,则公众就有可能在舆论领袖的指导下改变片面的看法,接受舆论传播。反之,如果某种观念与公众的利益相违背,或只是少数人打着的幌子,公众就会坚持其反对立场,即便是有非凡能力的舆论领袖也无力回天。 决策阶段是舆论公众对是否汇入舆论公众的洪流并实施相应的舆论行为的抉择过程。此时,舆论公众审慎地作出决定。因为,公众的抉择意味着内在的态度、意见将要转化为外在的社会行为,行为的结果可能是获得较大的利益,也可能是付出较大的代价。有人可能从实际的利益出发,趋利避害;有人则会为追求真理,完全不计较利害得失。以什么作为参照,与 人的世界观、政治立场、个性特征以及诸多的社会心理因素都有关系。 确定阶段是决策的延伸。为了进一步证实已作出的决定的正确性,人们倾向于寻求更多的舆论支持。如果接触到相反的意见,仍有可能推翻已作出的决策。一个人在工作单位就某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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