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强化了党的主流媒体的“中心”意识和“中心”作用。新闻传媒在公共领域中要发挥主导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公众社会，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怎样，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媒体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有时可以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新闻媒介以神圣职责。当然，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也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以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一般讲，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就有了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力，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大众传播媒介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的表现。 我国的新闻传媒有舆论监督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我党对媒体监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体在人民群众中的美誉度。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统计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已经成了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 应当指出，现代传媒所表现出来的舆论力量，对推动社会秩序中的公共权力监督和公共舆论有着空前影响。我国是一个社会公共体系极为庞大、公共事务极其复杂的社会，人民尚未实现对执掌公共权力者的全面自由选举，在民众与政府关系中，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决定了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加之近年来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已经使人们的政治热情不断减少，民众对政治普遍淡漠，除非当公共权力切实触及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以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非社会舆论莫属。 新闻传媒因其传播活动同舆论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的作用和舆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服务于民主政治。传媒提供了民意上传的现代化工具，公众成员及公众团体可以通过传媒围绕其自身的利益等公开发出呼声，以此影响舆论，从而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参考各方的呼声，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此外，现代传媒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所作所为的报道，使公众了解这些情况，是使前者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条件。而现代传媒作为面向公众的传播媒介，可以成为公众论坛，将公众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监督意见传递给后者。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以至党和政府把媒介纳入权力运作体系，把媒介变成有限公共资源，把批评报道变成民主化进程的内容。所有这些无疑提高了媒介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个交互作用的问题。比如：从公共性方面，媒介可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是它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前者的意义具有一种权力背景，体现和彰显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因此，重要的媒介批评、监督都是上级党委、政府认可的，是一种政府权力、态度的转化。从另一方面讲，把它纳人到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舆论监督，政府可进可退，减少了政府的压力。从制度层面上讲，政府把媒介批评纳入到一种治理技术，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在以往，传媒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无从谈及公众舆论。现在把媒介纳入到社会治理的权力过程中，很自然地显现出它的公众批评的形象威力，为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舆论平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下的新闻媒体可以说正在成为公众精神、公众意愿的代言人。 具体说来，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可以充当公众参与决策的工具；可以充当公众参与评判决策及其后果、议论公共事务的工具，充分聚焦公众注意力，围绕重大问题形成公众舆论，成为对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工具。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除支持舆论对公共领域的监督外，应尽可能避免权力过分干涉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契面，这样就可以既保障社会通往繁荣的道路，也为国家的复兴和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凸现了公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层面上讲，媒体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或者形式之一，为大众提供言论自由的通道或载体是它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媒介权力和政府权力往往结合在一块，把党政行为变相地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弄不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由于把媒介监督与舆论监督混为一谈，特别是把媒体监督与政府意见、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媒介监督有时会出现“缺位”或“越位”，当老百姓真正需要代表他们的意见、心声时，媒体缺位、失语；而在有些场合，媒体的一些人利用媒体权力干预司法、干预人身自由，把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或少数人专用之器。一旦这种“缺位”、“越位”泛滥，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低估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必须遵循客观原则。当然，大量事实证明，在有意识存在的社会里，客观有时只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且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某一利益群体的一分子，人的社会属性铸就了新闻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去追求客观了呢?也不是!客观性首先是一种意识、理念，其次是一种方法，更高层面上应是一种境界。 媒体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公器，是一个舆论场，而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则是民间的舆论场，两者共存于当下这个社会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体通过自身的得天独厚的舆论监督加大并增进了公众对媒体的介入和信任。反过来，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合、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重合得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和谐；重合得少，甚至于不重合，那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甚至产生社会动乱。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会基础。我国新闻媒体任重道远，媒体不是局外人，媒体是最活跃和最有生命力的参与者、建设者，是先进生产力，它不仅要引领先进文化，担负党和人民的喉舌和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又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舆论平台。媒体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承载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真正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重要力量。 注释： [1][2][3]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0,5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5][12][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316,255页。 [6]《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学习出版杜1996年版，第272页。 [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8][9][10][11][14][15][1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8、112、153、]，6、177、192、197页。 [13][1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270页。 [18]《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杜1981年版，第397页。 [20]《十四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人民出版杜1996年版，第1672页。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