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说：“领导是让他来掌舵的，不是跟着舆论跑的。”舆论最多能告诉你民众在想什么，却不能告诉你该干什么！“真正克尽职责的领导人，必须不怕有时处于孤立，至少在他规划道路的时候。”基辛格说。 在我看来，子产不毁乡校的真实含义是他的另外几句话，“作威以防怨，……犹防川”，靠威势制止怨言，就像使劲堵洪水。洪水冲破缺口，伤人必多。“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不如开个小口子，疏导水慢慢流；让我听到议论，把它当作良药。这有重视舆论民情的一面，也更有疏导情绪的一面，换一个比喻，开小口子就是装上减压阀。 子产面对的是不习惯改革的情绪发泄，从理性上说服民众，发泄无利可图丝毫不起作用——他发泄又不是要图利！加以高压，只会激化矛盾。不如留下乡校，有一块地方让他们出出气，发泄低级牢骚、高级牢骚、放下筷子骂娘……让憋闷的气体跑出来一些，等于装上减压阀。减压，对个人是心理保健；对社会则避免爆炸，增加安全。⑦ 以有限冲突维和 以上说了沟通在歧异中求和睦的四种形式，对分歧，能消除就消除，不能消除可以缓和，不能缓和可以回避，不能回避可以抑制。不能抑制呢？还可以反其道而行，坦陈立场，指明分歧之所在；划定界限，不惜以有限冲突坚守。这是第五种形式——当然，几种形式也可以重叠和交叉使用。 划定界限，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篱笆标出了双方的领地，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个雷池不能逾越！篱笆把你我的歧异鲜明揭示出来，有时候，它是指责对方的错误；但更多的时候，它是划定对方的“正确限度”，或者说，限定其正确的“有效范围”。它以开诚布公的争论来沟通彼此的立场，在确定各自的“正确限度”上达到相互理解。 达不到呢？很遗憾，就得说沟通不是万能的了。不知从多久开始，“和为贵”这个深刻思想就被庸俗化了。它往往用在劝婆媳吵架、办公室冲突那些鸡毛蒜皮的场合。和为贵就剩下一个“忍”。唐代张公艺九代不分家，高宗问他怎么能够做到，“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⑧后来就流传出一个窝囊透顶的典故：“张公百忍”。似乎“忍”就能“和”，这是把实现和的一种方式——装聋作哑和稀泥，膨胀成了唯一方式。只会以忍求和，在严酷的竞争环境中，最终会成为殉难者。 何谓殉难者？研究对策论的学者指出，殉难者是一个总是采取合作行动的人。不管对方如何经常地背叛、出卖，使他蒙受损失，殉难者还是坚持合作。因而他总是被对方无耻地利用；在交往中，殉难者显得最糟；在对策结束时，他总是输家。 和不和牵涉双方，一方行动的结果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大家都想“和”，那才和得成。以忍让求和是可以的，但对方把忍让看作软弱可欺，还要步步紧逼让你成为殉难者，那就不可以了。那就得采取与忍让截然相反的指明分歧，划定界限。后者包含信息传递的沟通，但又不限于沟通。正如前面论回避分歧说的，分歧无法消除和缓和时，针对分歧沟通只会使双方更加疏远。指明分歧也通常是，至少是暂时使双方疏远的。疏远而不破裂，划定界限能够坚守，必须以实力和使用实力的决心作后盾，否则，界限只是“适合朗读的政策”。把实力后盾、信息传递一起放进和为贵，这个古老智慧就转化成一种现代对策：针锋相对战略。 研究对策论的专家罗伯特·阿克赛尔罗德用计算机在200次重复对策中测试出几种不同的战略，分析表明，所有战略中最简单和最成功的是针锋相对战略。它倡导合作，并使对手随之也要采取行动。它有４个特点： 一是善良性。倡导合作；坚持做出合作的行动；以合作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二是可激怒性。不首先背离；但遇到反复或频繁出现的背离，则不失时机给予报复；以合作换合作，以背离对背离。 三是宽容性。一旦报复了，就“忘记”对方的背离；向前看，倡导新一轮合作；宽恕对方，即使他占了便宜。 四是清晰性。先出牌表明态度，让对方清楚自己作为的后果；报复之后主动采取两三个单方面的合作行动，给对方回心转意再次合作的机会。 阿氏说，这战略既非“强硬”也非“软弱”，它可以使双方积累更多的互利结果，减少刺激背离的因素。建立起这一合作形式，也可以保护自身免遭不合作者的侵犯。它通过合作或报复传递出清晰的信息，对方根据自己行动产生的后果，便获得了沟通。他们将最终认识到合作比背离好并付诸行动，这个战略是通过实践经验，而不是依赖对方的仁慈来导致合作的实现。⑨把这个战略翻成我们熟悉的语言，那就叫“先合作，然后一报还一报”；或者叫“以有限冲突维和”。 不相信“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诸葛亮七擒孟获是上述战略的典范。但它经常被人误解，尤其是成都武侯祠那幅浪得大名的对联的误导。什么“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开口便错！信了这个胡说，七擒孟获就是多余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艰苦备尝的汉丞相，就是个不懂得攻心就能消除反叛的大笨瓜！ 记录诸葛亮南征史事，最详的是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据该书，南中反叛始于公元223年，诸葛亮最初就是“攻心”，让都护李严写信劝降，叛军回答：“愚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指三国鼎立）；远人惶惑，不知所归。”回答这样傲慢，叛乱也愈演愈烈，两年后几乎遍南中，孔明不得已率军亲征，然后就是七擒孟获。“七擒”尽管史有记载，想必有些夸张；擒擒放放或许有，不一定非是七次。明确这点后，按约定俗成，我们仍称它“七擒孟获”吧。 这个战役最精彩的是“打”出一个和为贵！或者说，是和为贵指导下的有限冲突。具体操作是把政治、军事、外交有机结合。政治的目的是和平，军事的目标是胜利。对方不要和平，只有针锋相对，施加军事报复，一次次打赢他，让他明白背离的代价。故孟获要一次次被打得屁滚尿流。但军事目标要服务于、受制于政治目的，打是为了和。攻心就在这儿开始起作用：显示对抗的风险程度，让对方产生畏战心理；传递和解意图，让他感到接受和解的条件比继续对抗更有吸引力。通过攻心影响他的意志，把军事目标转化为和平目的。在对方受到彻底屈辱或战争升级为失去理性的血腥嗜杀之前，使停战成为可能。 再是军事与外交的结合，军事要保密，外交要对话。记得基辛格曾痛切陈辞，要求美国人改变一种传统思维，即军事行动一开始，直接的外交接触就告终止。那至少不是中国的传统。我们更习惯又打又谈，边打边谈。谈不废打，打不害谈。《三国志·诸葛亮传》引《汉晋春秋》：孔明生擒孟获后，“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这个记载太简略，看不清孔明这样搞的用心。《三国演义》虽是小说家言，但下面的描写，从情理上推断，却是最为可能的。 “孔明酒后，唤孟获同上马出寨，观看诸营寨栅所屯粮草，所积军器。孔明指谓孟获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将，粮草兵器，汝安能胜吾哉？汝若早降，吾当奏闻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孙孙，永镇蛮邦。意下若何？’”⑩ 按这个说法，孔明就是在向孟获显示实力，增加军事力量的“透明度”传递威慑信息。同时施以官爵利禄的引诱。这种说之以利害就可算作“攻心”了。但它是作为有限冲突的组成部分，与“攻城”结合在一起才起作用的。直言之，孔明降服孟获绝不是靠什么“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而是“以合作换合作，以背离对背离”；或者“先合作，然后一报还一报”。孟获最后说的是：“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蛮王比那些窃玉偷香之余乱开偏方淘浆糊的白面书生聪明，他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天威”修理过的…… 本文把范围限定在谈中国古人追求和为贵中的沟通，也只是观其大略，比如，前面说沟通对消除信息不畅的误解特别有效，那也是相对而言。任何为误解所苦的人都知道澄清真相并不容易，何况，今天还有大众传媒，误解也许早通过传媒转化成舆论。朱元璋一觉醒来，有记者嘲笑他“睡觉秀”，拍张照片登在头版，朱元璋不得不危机公关！……连这都不容易，其他的就更加复杂。仅此一端就可看出，和为贵、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分严肃、异常复杂的问题；追求和谐是分外艰苦、充满荆棘的工作；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也没有捷径可走。  注　释： ①《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②《明史·太祖本纪》 ③《说苑·杂言》 ④《贞观政要·纳谏》 ⑤《贞观政要·礼乐》 ⑥《三国志·顾雍传》注引《吴书》 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⑧《旧唐书·张公艺传》 ⑨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92～195页，1992 ⑩《三国演义·八十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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