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78条的规定看，“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也即上述三者间构成通常所说的“提单法律关系”，显然有别于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托运人即使实际持有提单，其地位也与提单法律关系中的“提单持有人”不同，两者理应区别对待。 但问题在于，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2条第3款对“托运人”的定义，托运人包括“缔约托运人”和“交货托运人”，当承运人把提单签发给“交货托运人”比如FOB贸易合同下的卖方时，同一提单下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合法的托运人，而此时的“交货托运人”同时也可能是实际上持有提单的人，此时“交货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究竟是以运输合同为准还是以提单记载为准，不无疑问。

“交货托运人”事实上并未与承运人缔约，其与承运人之间的关系不受运输合同制约应无疑异；那么FOB贸易合同下持有提单的卖方是否理所当然地取得“提单持有人”的地位而将其与承运人间的关系置于提单规定之下呢？

《汉堡规则》首先对第二种托运人作出了规定，其目的在于“以法律的形式赋予FOB项下卖方把自己写入提单‘托运人’栏的权利，确定了其作为托运人的法律地位” 。一般认为，尽管我国《海商法》对第二种托运人的规定与《汉堡规则》略有出入，但立法意图应是相同的，即使FOB贸易合同下卖方被记载于‘托运人’栏的权利合法化。基于上述理解，笔者认为FOB贸易合同下卖方取得交货托运人资格的前提也应该是其名字被记载于提单“托运人”一栏，换言之，未被记载于提单上“托运人”一栏的卖方，无权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 然而在实务中却大量存在着尽管提单托运人栏记载为FOB合同买方,但承运人仍将提单签发给卖方的情形。由此很自然地产生另一个问题：当FOB合同下的卖方持有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的提单，且提单尚未流转出去时，该卖方的身份如何？

二、相关判例研究

我国早年的司法实践曾认为当FOB合同下的卖方持有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的提单，且提单尚未流转出去时，该卖方无权依据提单享有诉权。 显然，如此一来，对于FOB合同下的卖方而言，其处境非常被动。因此，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在此问题上已有了明显改变：

 

判例一、“厦门建发公司诉香港美通船务有限公司案”



厦门海事法院的判决肯定了FOB术语卖方具有“实际托运人”法律地位的观点。该案中原告作为FOB术语的卖方出运货物后，取得承运人签发的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收货人凭买方指示的提单。承运人在目的港没有收回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放给了买方。原告认为: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2条关于托运人的定义，托运人包括FOB术语将货物实际交给承运人的发货人。被告向原告签发了提单，证明被告承认原告的托运人法律地位。原告有权凭提单向被告主张权利。



  该案经过一审和上诉，法院的判决均支持原告的观点。二审法院在介绍该案时，重点指出:该案涉及的买卖合同为FOB术语条件，原告作为货物卖方，虽然未记载为提单托运人，但其因实际交付货物，可以成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因为法律并没有将提单上的记载作为托运人成立的条件之一，所以是否在提单上记载并不影响卖方成为交货托运人。从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既然《海商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托运人的定义，应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两个条件之一的人就是托运人，“法律没有将在提单上的记载作为认定托运人地位的条件之一，因此应该认为是否在提单上记载并不影响一方成为托运人。反之，如果一方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仅在提单上被记名为托运人，这也并不能使他成为真正的托运人”。法院判决确认了FOB术语卖方为运输合同托运人。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违反了运输合同规定承运人有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对此造成托运人的损失，作为托运人一方的FOB术语卖方当然有权提出索赔权。法院进一步认为:“我国《海商法》关于交付货物托运人的定义，正是考虑到了实际操作的情况，为了保护卖方的实际利益才做这样的规定。”

 

判例二、“浙江纺织集团公司诉长荣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案”

原告同案外人买方签订了FOB术语条件的货物出口合同，信用证方式付款。嗣后卖方依据合同通过货代公司向承运人订舱出运货物，支付了运费，并取得了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的正本海运提单。由于货物的出运超过了信用证规定的期限，浙江纺织公司托收货款，但无人赎单，全套贸易单证由银行退回。而承运人在涉案提单均未收回的情况下将货物放行，卖方凭提单诉承运人无单放货。



  在该案中，被告(承运人)以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并不是卖方为由，主张卖方并不是运输合同中的托运人，卖方与承运人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初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被告的观点并不支持。法院认为:原告委托货代公司向作为被告的承运人交付货物，支付运费，并提出了缮制提单的具体要求，被告则完全按照原告的要求签发提单，将第三家国外公司记载为名义托运人，并从货代公司处收取了涉案运费。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事实上建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此法院判定原告即是缔约托运人，被告所主张的关于双方之间并无运输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并不支持。



三、对上述两案的评析

从表面上看，前述两案中法院最终都确认了卖方的托运人地位，但具体的判决理由和推导过程却有本质上的区别。



就案一而言，法院完全没有考虑承运人向卖方签发提单的合法性问题，而是通过对现行法条的机械解释，将此时的卖方定位为托运人并进而赋予其诉权。按照这样思路，在同一运输合同下岂不是又同时出现了两个“托运人”？显然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此案的判决结果是值得商榷的。

就案二而言，该案类似于英国法中FOB术语卖方提供附加服务类型的变型。在这种类型中，卖方实际承担了订舱并支付了运费的事宜。法院认定FOB术语卖方即是缔约托运人。提单上有关托运人的记载仅具有一种证明效力，而且是一种表面证据，在卖方作为托运人仍持有全套正本提单的情况下提单尚未流转出去，就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外可以凭提单向承运人行使提单项下权利的第三人。承运人目的港无单放货，违反了运输合同规定承运人有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对此造成托运人的损失，作为托运人一方的FOB术语卖方当然有权提出索赔权。

  综合当前的相关司法实践，在提单尚未流转出去，卖方仍持有全套正本提单的情况下，且提单记载买方为托运人时，卖方所面临境遇仍然只能是两种：或无权起诉，或凭借其他证据取得托运人的身份而取得诉权，而无可能成为“提单持有人”。而针对后一种情况，并不是说法院已经确认了FOB术语卖方对承运人的诉权无需以提单记载卖方为托运人为条件，而只是说除了除了提单托运人栏记载外，法院还确认了其它证据亦可以证明卖方的托运人身份。

因此，假如上述案二中卖方没有或未能取得其它证据来证明其实际与承运人订立了运输合同，他也将面临“身份空白”而无所作为了。同时，在上述两案中，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说明，卖方取得诉权的依据是其已经成为运输合同项下的“托运人”，但在更多类似案件中，法院的说法仍有模棱两可之处，卖方对承运人的诉权是凭提单享有的提单持有人之诉，还是在卖方作为托运人对承运享有的运输合同之诉，法院往往不予解释。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对“提单持有人”的外延进行扩大化解释，把FOB合同下持有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的提单，且提单尚未流转出去时的卖方都纳入“提单持有人”范围，在出现承运人无单放货等情形时，其虽然不能成为运输合同项下的托运人，但仍享有提单项下的诉权。

应该说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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