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较多，层级较低。这些法律制度不能一次性改变隐性文化层面的潜规则，需要经过多元、长期的竞争，反复、不断的搏弈，使这些法律制度获得正当性的认可，并被农村社会所遵守。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律制度如果不能与潜在的隐性文化相吻合则会导致法律正当性的否定。从另一个层面看，法治化还需要司法的独立、法律组织的健全、相应监督体系的制度完善，而我国农村法律服务所极为缺乏，法院也基本建立在县级及县级以上，其经费也十分缺乏，需要当地财政拨款支持运作，这些必然影响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进而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评价，使农村法治文化的生长不断受到其他因素的挟持，导致其从内、外两个层面上走入文化困境。

三、路径选择：我国农村法治困境的解决方略

法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的特殊时期，我们应抓住这个关键时期，作好法制的实施工作，力求走出农村法治的困境，从而建立农村法治社会。

第一，农村法治主体的培育。农民是农村法治的重要主体，是农村法治实现基础的基础。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农民创造了村民自治、依法治村这种适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管理形式，使中国农村逐步由“政治秩序”向“法治秩序”取向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素质，努力改变其缺乏适应现代民主法治需要的主体意识和缺乏独立人格的自主能力等状况已成为农村法治面临的重大挑战。农村法治与农村其他建设一样，没有农民的参加是不可想象的。实践中，我们应按法治的标准要求，在提高农民教育水平的同时，进行必要的法制教育，不断培养其法治主体意识，增加其法治主体的知识，强化其法治主体的能力。

第二，农村法治的模式选择。模式的选择对实施的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首先我们需明确中国农村法治的实施模式。诸多学者对中国法治模式做过多角度的探讨，其中：有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建设应选择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演进型的法治；有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只能是政府推进型，也有学者认为只能是社会推进型；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应该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制的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民间自然生存的具有现代法制精神的制度、规范和力量；可谓见仁见智。我们认为农村社会有其自身的特点，必须以整体性和差异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个问题，就目前而言政府推进肯定是必要的。因为我国农村社会受“人治”思想影响深远，对“政府权力”往往较为敬畏，通常这样的模式推进效果也较为明显。但仅靠政府推进是不够的，农村社会有其自身的秩序和发展规律，我们需要培养法律在农村生存的现实基础，实现法治秩序与社会自身秩序的融合，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社会转型、城乡结合更为紧密的今天，我们不仅必须注意城乡法治的整体性问题，还必须注意农村内生法治力量的培育与壮大。因此，我国农村法治应走政府推进为基础，结合社会与民众内在推动演进的道路。

第三，农村法治基础的加强。建立法治社会需要相应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民主政治、现代文化和社会和谐。如果没有良好的基础，即使政府强力推行效果也是暂时的。经济基础、民主法治、现代文化对农村法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和谐对法治社会建立亦是至关重要的。据调查，农村人员无视法律直至犯罪的原因许多是由于贫富悬殊，从而产生了“仇富”心理，并在此心理推动下走向法治社会的反面。另外从法律的价值来看还应包括宽容，法治社会要求社会道德维护，法治社会也是以发扬社会美德为目的。这四个基础是相互的，其中以经济基础为起点，以社会和谐为落脚点，最终构建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

第四，农村法治维护机制的完善。[6] （第128-167页）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一定的机制维护，法治社会更是如此。首先，约束政府权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执法制度。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其权力既便是由法律授权也需要由法律来限制，同时政府又为法律提供强力支持，政府必须为全民树立守法形象，从而维护法律的权威。农村还有村干部问题，村干部某种程度代表着政府和法律的形象，必须提高村干部的法律意识。其次，坚持司法独立，完善司法制度。法治社会里只有坚持司法的独立性，才能维护法律的公正、公平。我国一般法院设在县上，几个乡镇合一个法院，经费又由当地财政拨款，这样就势必使其地方权力与法院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必然干扰司法独立判案，从而使农民寻求法律救济的成本加大。为保证司法独立、维护法律权威、提高司法效率，对农村基层司法组织的合理架构是必需考量的问题。一些如巡回法庭、临时法庭的措施可进一步完善实施。最后，完善法律监督体系。法律监督包括司法对其他机构的监督，也包括外部对司法监督，还需相应的社会监督。法律监督应制定或完善相应的监督制度，如完善冤假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和考核评议制度，尽快出台监督法以完善监督体系。

结束语：农村法治化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面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实现和谐法治社会要求我们从社会整体和城乡差异的实际探寻走出农村法治实施的困境途径，期望更多人士能关注并参与到中国农村法治进程中来。



[参 考 文 献]



[1] 此乃莫顿·米勒（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言, 转引自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M]. 北京：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3.

[3] 张乃根. 法经济学——经济学视野里的法律现象[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4] 高全喜. 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5] 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M]. 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6] 于向阳等. 法治论[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On the Dilemma and Strategy of Rule of law in Chinese Countryside



LI Changjian

(School of Law and Literature, Hua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 Changjian (1965--),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aw and Literature, Hua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Doctoral candidate,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Rule of law in the countrysid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learn the base of rule of law, which is the premise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dilemma in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rule of law in the countryside. And it is the difference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that determines the dual systems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Rule of law in the countryside has been experiencing many difficulties at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go from the whole and diversity to search the strateg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rule of law in the countryside, so that we can form the society of rule of law on the whole.

Key words: rule of law in the countryside; analysis of dilemma; strategy; maintaining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