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被扼杀了。”萨托利注意到，熊彼特的观点中只注意到民主过程的输入方面，即通过竞争选票获得政治权力，这是不够的。为此他提出了竞争---反馈式的民主理论来改造并补充熊彼特的竞争理论。选举从输入意义看，是政治家通过竞争获得政治权力，体现了民主，这是熊彼特看到的一个方面。从输出方面看，当选的统治者在其决策时，受着选民对统治者的决策的反应的制约，因此，要考虑民心的向背，民众的意愿。选民的选举权就以反馈的方式制约着统治者的决策，这样选举就不但从输入意义上而且从输出意义上保证了政治过程的民主性质。
　　（三）戴蒙德对政治竞争学说的进一步修正
　　美国学者戴蒙德（LarryDiamond）也充分肯定了熊彼特的观点。不过，他认为熊彼特的民主观需要不时地重新解释，因为这种民主观“并不注重所涉及到的基本自由，也不试图把这些自由纳入对民主的实际测量之中。”这种民主观的风险是“选举主义的谬误”，过分强调选举的竞争性，而忽略了民主的其他维度，忽略了多党选举，即使真正是竞争性的话，也会有效地拒绝给人口中的一部分人以机会来竞争权力或伸张并捍卫其利益。这一错误还在于把决策权的重要领域置于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控制之外，不论对民主多么重要，选举也只是周期性地进行，也仅仅只允许公民在由议案所提供的高度集中的不同方案之间进行选择。他认为，竞争性的选举只是民主政治最低限度的要求，有些国家有合法的反对党，甚至有选举民主的许多其他宪法特征，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一个关键的要求，即存在一个充分公平的竞争领域，这样允许执政党可能在选举中被逐出权力。他将这些国家称为拟态民主国家（pseadodemocracies）。拟态民主有许多种的形式，其中包括半民主国家（semidemocracies）。半民主国家仍然包含着多党的选举，不过，执政党广泛地使用压制、恩庇、媒介控制和其他工具来把反对党降低到一个“二等党”的地位。
　　同其他西方学者一样，戴蒙德认为自由民主才是完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附带提及一下，按普拉特纳的说法，自由民主一词中的“自由”，不是指谁来统治，而是指如何实施统治。它尤其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受到限制，特别是受到根本法或宪法的约束，但归根到底是受到个人权利的限制。戴蒙德认为，自由民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超越了熊彼特的“选举民主”或拟态民主：首先，除定期的、自由的、公平的竞争性的选举和普选权之外，自由民主不允许军人或其他政治力量享有“保留权”，因为这种保留权不直接或间接地对选民负责。其次，除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负有纵向的责任（这种责任通常由定期的、自由的和公开的选举来确保）外，自由民主还要求官员对官员之间有横向的责任制度，这种责任限制了行政性的权力，因此也有助于保障宪政、法治和审议过程。第三，自由民主还包含对政治和社会多元主义的广泛的规定，以及对个人或团体的自由的广泛的规定。除此之外，戴蒙德认为，自由民主还具有以下的特征：（1）真实的权力在事实上以及在宪法法理上都归于选举产生的官员及其任命的官员，不是归于那些不负责任的内部行动者（如军方）或外国；（2）行政权受到宪法的约束，并对其他政府机构，诸如独立的司法、议会、调查专员和总审计长负责；（3）在自由民主下，不仅选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因为有大量的反对票，也不仅因为政党要不时地轮流执政，而且不能剥夺任何一个坚守宪法原则的团体组党和参与选举的权利（即使选举的门槛或其他规则会阻止其他一些小党赢得在议会中的代表席位）；（4）对于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和其他少数民族团体以及传统上无权无势的人，不应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阻止他们在政治过程中表达其利益或使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5）除多党共存和周期性的选举外，公民应有多样的、持续的渠道和手段来表达并代表其利益和价值，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自治性结社、运动、团体，而他们可以自由缔结或加入这些组织；（6）除结社自由与多元主义外，应该有替代性的信息来源，包括独立的媒体，对这样的媒体，公民可以（在政治上）不受限制地加以使用；（7）公民有实质性的信仰自由，舆论自由，讨论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和请愿自由；（8）公民在法律之下和政治上是平等的（即使他们在各自拥有的政治资源上十分不平等），个人的或团体的自由应有效地受到独立的、公平的司法保护，其他权力中心司法部门的决定应该执行，并加以尊重；（9）法治保护公民免受不正当的拘禁、流放、恐怖、折磨，以及对其私人生活的不正当的干预。
　　戴蒙德指出，自由民主的这些要素是“自由之家”（FreedomHome）在其年度的世界范围内自由调查报告中所使用的标准。对自由的两个维度：政治权利（如竞选的权利，反对的权利和参与的权利），以及公民的自由，都用七分制来测量。1分表示最自由，7分表示最不自由。在这两项自由的平均得分在2.5或以下的被认为是自由国家，得分在3到5.5分之间的被认为是部分自由的国家，得分在5.5分或者更高就是不自由的国家，自1974年以来，经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洗刷，世界上实行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有很大的增加，但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数目却相对原封不动；只有少数几个政权（大约略多于20％）没有举行过某种程度的多党竞争选举。
　　综上所述，由熊彼特提出的政治竞争理论经过萨托利、戴蒙德等政治理论家的修正、充实与发展，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对民主理论界而且对西方及全球民主化潮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政治竞争的作用
　　竞争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驱动力量。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竞争时指出：“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轨道，并迫使资本加强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以前就加强过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正因如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当然，这是讲竞争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应该承认，竞争对政治发展同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维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政治权威的基础。如同货币是市场体系的硬通货一样，合法性是政治体系在整个社会市场中的硬通货。如果一个政权丧失了合法性，那它就只有默默地等待垮台。所谓合法性，指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信仰、支持和服从。阿尔蒙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
　　合法性主要包括政策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二者对于一个政权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任何一个政府，哪怕是独裁政府，如果它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塑造公正的政治法律结构等方面富有成效，它都会获得大多数人民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具有良好的合法性。相反，一个政府，即使是最民主的政府，如果它的主要政策持续失败，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处理无能为力的话，它的合法性也会慢慢消失。所以，一个具有良好合法性的政府，不仅在政策方面而且在制度方面都要求具有较高的合法性。
　　在《第三波》中，亨廷顿进一步将制度的合法性和统治者的合法性区分开来。他指出：“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地会作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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