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洲大陆国际私法法典化体现的是建构理性和分析主义法哲学观

　　欧洲国际私法的专门立法，作为国际私法规范法典化的一种立法活动，是一种建构理性的反映，是以分析主义法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建构理性（constructiverationalism），出自[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哈耶克用该术语来界定笛卡儿式的唯理主义的哲学思潮。）法律建构主义认为，一种理性的国际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可以通过一种全面的法律规则有目的地予以建立起来。自然法主义者也认为，从一些独立于宗教信条的自然原则可以派生出法律规范，如果这些规范被有目的地以一种条理清晰的方式加以制定，那么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即由此而奠定[2].建构主义理性观把我们引向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是立法者自上而下地创立的“主权者的命令”或者意志。无论是通过早期的《法国民法典》，以后的《德国民法施行法》所表现出来的欧洲国际私法冲突规范立法，还是晚近的奥地利国际私法立法、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立法，都反映了这种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欧洲大陆盛行的理性主义，对国际私法法典化活动有重大的动力作用，这种哲学思想及其制约的思维方式也渗入到了国际私法领域，追求冲突规范的明确性和可预见性，成为欧陆国际私法法典化中的重要特色。欧洲国际私法的这种法典化方式，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分析主义的法哲学观对欧洲大陆国际私法的法典化影响深远。现代分析法学的鼻祖、18世纪的英国法学家边沁（Bentham）认为，源生于英国习惯法的普通法是与“理性主义”时代格格不入的一种法律制度，必须加以彻底改革，但是，当边沁进行具体的法律问题研究时，许多始料不及的困难使他愈益感到系统地分析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基础工作[3].从认识论的视角看，人类依靠概念认识世界，同时也依靠概念控制世界，前者产生科学，后者产生规范。法律就是一种重要的规范形式。现代法律一般包含三项要素，即价值、事实和逻辑，而逻辑的因素在现代国际私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现实中的问题通过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的关系被逻辑地表示出来，据此保证了涉外民事关系的当事人对法律适用有预测的可能性，进而保证了法的安全性。法是人的创造物，因而人们在创制它的时候就赋予和确定了它的价值[4].从法律价值的实现上看，欧洲国际私法立法充分保障了法的安全价值。所谓法律的安全价值是指“法律应对各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加以明确预示从而使法律有可预见性，使人们在行为之前即可预料法律对自己行为的态度，不必担心来自法律突如其来的打击，从而起到防范其权力阶层人性的弱点的作用”[5].法的安全价值表现在国际私法上，指的是法律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代表了反映在明确、平等、可预见的法律规则中的社会利益[6].因此，安全往往与稳定性、普遍性相联系。欧洲大陆国家国际私法法典化的法律选择方法模式，体现了法律的安全价值。著名国际私法学者克格尔认为，法律的安全性利益，特别是法院判决内容的可预见性利益存在于所有的法律领域，在国际私法中具有重要作用。可预见性的秩序利益是法院做出判决的根据，因为准据法问题是通过法律规范而不是通过个案判决来解决的[7].

　　三、美国的国际私法法典化体现的是演进理性和实用主义法哲学观

　　当然，在崇尚判例法的普通法系，虽然没有大陆法的国际私法法典，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英美法系国家就无视国际私法的法典化工作。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恰恰以另一种方式，即冲突法重述的方式，来推动其国际私法的法典化工作。

　　20世纪的历程是美国强盛的历史见证。在20世纪国际私法法典化发展历程中，美国国际私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923年，一份力主建立美国法学会（AmericanLawInstitute）以推动美国法律完善的报告明确地指出：“目前，美国法律有两个主要弊陋，一是法律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二是法律的繁杂性（complexity），这些弊陋导致了美国法院判决的不可预测性，使公众对法律丧失信心。”[8]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BenjaminN.Cardozo）也指出：我们的法律被指责为不确定性的代表，如果要寻找原因，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判决的芜杂。我们的判例法繁殖之快将令马尔萨斯目瞪口呆。为此，卡多佐认为，法律必须明确和透明，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是通过重述的方式对判例法所体现出来的法律规则进行法典化。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指南，若不为人知或不可能为人所知，则近乎于无效[9].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美国法学家特别是分析法学家开始了冲突法重述（Restatement）的编纂工作。美国对国际私法法典化工作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卡多佐法官给予冲突法重述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我们时代的法律面临双重需要：首先是需要某些重述，这些重述从先例的荒漠中找出法律的确定性和有序性。这正是法律科学的任务；其次是需要一种哲学，它将调和稳定与进步这两种冲突的主张，并提供一种法律成长的原则。”[10]

　　美国冲突法重述体现了与欧洲国际私法专门化立法不同的价值取向，根植于普通法系的美国的冲突法重述，是一种对演进理性的反映，是以实用主义的法哲学为思想基础的。演进理性主义者认为，法律是人类群体自生自发的一种秩序，法律没有作者[11].美国现代国际私法中诸多法律选择方法学说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是现代社会法学等实用主义法学思潮在国际私法领域的反映。在19世纪末，美国已开始孕育与传统理性主义相对立的现实主义哲学思潮，并在20世纪初逐渐流行开来，30年代已深入美国法哲学领域。实用主义哲学的精髓在于“存在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是将实用主义哲学运用于法理学和法学实践的杰出代表，主张在行动中发现和创制法律。霍尔姆斯在其巨著《普通法》中的开篇之语就是“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12].霍尔姆斯认为，法官不能从法哲学的信条出发，而要以社会实证的社会状况出发，强调法律适用过程的重要性。继霍尔姆斯之后的庞德（RoscoePound）、弗兰克（JeromeFrank）、卢埃林（KarlLlewellyn）光大了霍尔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庞德指出，可以据法司法（justicewithlaw），也可以不据法司法（justicewithoutlaw）[13].弗兰克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法律永远是不确定的，原因在于法律行为应付的是人类关系最为复杂的方面，在法律面前的是混乱的、使人感到变化莫测的整个人生；他嘲笑追求确定性的法律观，认为流行的法律的确定性的要求之所以无法满足，乃因为它是一种超乎实践可能和必要的东西[14].这些观点都要求法官放弃过去坚持的永恒不变的法律信条和法学原则，应高度重视社会的现状和经济的发展，而不该盲目地信仰无所不包的、固定不变的法律规则；法律的适用不是如何运用法律，而是能否达到法律的社会目的，即公平正义地适用法律；另外应赋予法官特殊的地位，法官在司法中要立足司法裁判与流动的社会整体相结合，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把握通行的社会价值标准进行裁判[15].在霍尔姆斯的巨大影响下，美国的国际私法研究逐步从分析法学转向现实主义法学。

　　实用主义强调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法官在法律适用上的灵活性。因此，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对国际私法的影响是深远的。反映在美国国际私法的法律适用规范法典化方面，不是通过权力机关立法的方式，而是通过美国法学会这样的学术团体以冲突法重述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上述法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立法被认为是把支配人类关系的现行法律规则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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