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历来主张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使这些问题合情合理妥善解决”。同年9月，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一次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1999年9月东京法院的判决作出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答：“中国希望日本方面，特别是日本政府能够正确认识侵华战争的后果，在涉及中国人民身心健康和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能够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敦促日本有关方面严肃对待中国公民所提出的要求。”

　　[2]引自1987年7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以史为鉴》。

　　[3]参见张世欣编著：《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争罪行史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第69页。

　　[4]参见「日」一濑敬一郎：《战争被害人民间赔偿问题概观》，2000年8月举行于上海的《中日民间索偿法律问题研讨会》论文。作者系日军细菌战赔偿案中代理中国受害者的律师，担任原告律师团秘书长。

　　[5]转引自张世欣前书，第70－96页。

　　[6]参见「日」鬼束忠则：《细菌战诉讼的过程与现状》，2000年8月举行于上海的《中日民间索偿法律问题研讨会》论文。作者系日军细菌战赔偿案中代理中国受害者的律师。

　　[7]该判决所持的依据是：在慰安妇的事实公开后，日本政府有义务通过立法对受害者予以赔偿。这一判决认定日本政府应对其“立法不作为”承担责任。

　　[8]参见「日」西村正治：《关于战后赔偿方面的的国家主张与对此的批判》，2000年8月举行于上海的《中日民间索偿法律问题研讨会》论文。作者系日军细菌战赔偿案中代理中国受害人的律师。

　　[9]参见「日」西村正治上文。

　　[10]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第123页。

　　[11]同上，第131页。

　　[12]参见「日」寺泽一 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第469页。

　　[13]根据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231条规定，德国本身并代表其同盟国接受了“因德国及其同盟国用侵略方法将战争强加于协约及参加国政府而致使它们和它们的人民受到损失和损害”的责任。

　　[14]参见德国马普研究所主编《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第四专辑《使用武力、战争、中立、和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第538页；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第868页。

　　[15]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3月出版，第233－235页；曹建明等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第162页。

　　[16]引自丁伟：《日本侵华战争的民间受害者对日索偿问题研究》，载《法学》1999年第10期

　　[17]参见关键《论国际不法行为的损害赔偿制度》，载1993年《中国国际法年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9月出版，第127页。

　　[18]参见童增《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载1991年5月20日《法制日报》。

　　[19]参见「日」寺泽一 山本草二 前书，第470页。

　　[20]参见「奥」菲德罗斯：《国际法》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447页。

　　[21]见《美国国际法杂志》，第20卷，1926年，第802页。

　　[22]参见童增前文。

　　[23]参见「奥」菲德罗斯前书，第544页。

　　[24]参见德国马普研究所主编前书，第543页。

　　[25]参见S/RES/687（1991），英文版，第7页。

　　[26]参见高燕平：《国际赔偿的最新理论和实践》，载1992年《中国国际法年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12月出版，第112页。

　　[27]如欧共体条约规定，个人可以就共同体机关的决定直接向共同体法院提出申诉。

　　[28]转引自「日」西村正治前文。

　　华东政法学院·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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