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条第1款（甲）项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依据公约第53条而无效的条约，对于按照其中任何性质的规定所实施之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均应完全、彻底地予以消除。

　　关于公约第71条第1款（乙）项的规定，国际法委员会作出如下评论：“条约因其缔结时与一项实施中的强行法规则相抵触而自始无效，是一种特殊情况的无效，由无效后果而引发的问题，与其说是缔约方在其相互关系中对各自立场所进行的某种调整，倒不如说它们有义务使其立场与强行法规则保持一致。”［15］

　　由此可见，（乙）项规定的目的在于确保法律秩序的一致性，而这恰恰是国际强行法规范的一项基本要求。从第71条的规定来看，它所关注的是整个国际法律秩序，而不仅仅是有关缔约方的权益。基于这个目的，（乙）项的规定为保护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手段，从而也维护了国际强行法规范的特殊作用。应该说，严格遵守公约第71条第1款的规定，是参加非法条约的缔约方采了善后措施中的最后一个步骤。该条款是《条约法公约》所创立的条约无效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公约第5编中所有其他条款一样，其适用具有强制性，缔约各方对无效条约的处理，不得违背第71条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否则，将构成对《条约法公约》的破坏。

　　（二）依据公约第64条的制裁

　　1.抵触性条约成为无效而终止。按照《条约法公约》第64条的规定，当一项新的国际强行法规范产生时，任何与之相抵触的现有条约应“成为无效而终止”。这就是说，尽管某项条约先于一项国际强行法规范的产生而订立，但如与后来产生的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那么这项条约也将因此成为无效而终止。

　　公约第64条规定的目的与第53条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但第64条与第53条在制裁措施上是有差别的，前者是“成为无效而终止”，侧重点在“终止”，后者则强调的是非法条约的自始“无效”。

　　2.抵触性条约成为无效而终止的后果。依据《条约法公约》第71条第2款，在遇有条约依第64条成为无效而终止的情况下，条约之终止所产生的后果是：“（甲）解除当事国继续履行条约之义务；（乙）不影响当事国在条约终止前经由实施条约而产生之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势；但嗣后此等权利、义务或情势之保持仅以与一般国际法新强制规范不相抵触者为限。”［16］这就是说，实施公约第64条规定的制裁措施有两项后果：第一，与新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之原有条约不能继续有效；第二，因实施原有条约而产生的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势，如与新产生之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是不能予以继续维持的。从上述规定来看，该条款无疑是维护了国际法律制度的统一性，以防止出现国际强行法规范与其他法律制度、法律情势或条约义务相互矛盾、同时存在这样一种混乱局面。

　　（三）对国际法主体所实施之非法行为的制裁

　　以上本文分别从《条约法公约》第53条和第64条的角度，分析了对违反国际强行法规范所缔结之条约予以制裁的问题，这两个条款所规定的制裁措施尽管都是针对条约而言的，但对国际法主体的各种违法行为同样适用。换言之，当一个行为在实施时，如与一项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则该行为及其后果应属无效；如遇有一项新的国际强行法规范产生时，已经实施之任何行为及其后果如与该项新规范相抵触者，即应成为无效而终止。如因实施此等行为而造成了严重后果或损害，有关当事方应承担国际责任，并向受害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且恢复原状。

　　如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初期，英国官方曾声称，19世纪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关于香港地区的3个不平等条约“按照国际法是有效的”。英国这里所说的“国际法”指的是西方国家所主张的传统国际法。在传统国际法上，战争被认为是推行国家政策、解决国际端的合法手段，是主权国家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利；而因战争行为所产生之后果，诸如有关条约的订立等等，也被认为是有效的。

　　依照现行国际法，19世纪中叶前后，英国政府为进一步推行其殖民政策而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是侵略性的、非法的，而作为这种非法行为产物的3个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以及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专条》），是英国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而获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不论是英国当年发动的侵华战争，还是作为这种非法行为后果的3个不平等条约，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都与新产生的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因而是非法的，应成为无效而终止。由此可见，英国官方的上述主张是站不住脚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最终确认了我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行使对香港地区的主权，这是对国际法上一项新的强制规范产生时，业已实施之任何行为及其后果如与该项新规范相抵触，即应成为无效而终止的有力证明。

　　在当今世界上，国际法主体如果违反国际强行法而从事某些非法行为，就必然要受到相应的制裁，而且有关的制裁措施不仅具有法律依据，同时也是完全能够予以实现的。

　　「注释」

　　[①]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6年6月第2版，第759－760页。

　　[②]同上，第763页。

　　[③]YearbookoftheInternationalLawCommission，vol.1，1966，P.68.

　　[④]《国际法资料选编》第766页。《条约法公约》第4条的这段内容系为李浩培教授所译，考虑到该译文要比原译文更易于使人理解，故本文采用了李浩培教授的译文。见李浩培“强行法与国际法”，载于《中国国际法所刊》第55页。中国国际法学会主编，1982年。

　　[⑤]《国际法资料选编》，第752页。

　　[⑥] YearbookoftheInternationelLawCommission

　　[⑦]同上，PP.24－25.

　　[⑧]《国际法资料选编》第759页。

　　[⑨]YearbookoftheInternationalLawCommission，Vol.2，1966，PP.248－249.

　　[10]转引自E.Schwelb，“SoneAspectsofInternationalJusCogensasFormulatedbytheInternationalLawCommission”，载于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61，1967， P.971.

　　[11]同上。

　　[12]同上。

　　[13]《国际法资料选编》第758页。

　　[14]《国际法资料选编》第766页。

　　[15]转引自ChristosL.Rozakis，TheConceptofJusCogensintheLawofTreaties，1976PP.134－135.

　　[16]《国际法资料选编》第766页。

　　张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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