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被禁止的可能性越小，比如政治言论可能会冒犯他人，但因为可能有助于各方交流，所以应以一种宽松态度视之。其四，如果一种冒犯行为并不能给冒犯者带来什么具体利益，冒犯者就是出于想让被冒犯者不舒服的心态去故意冒犯，这种行为就应该被禁止。一对同性恋者在公园里手拉着手，只是出于自身情感，即使别人看着不舒服，也不应禁止；但如果这一对为了发泄对一个著名反同性恋作家的气愤，专门跑到那位作家门口手拉着手，作出各种亲昵状，故意气那位作家，就应该被禁止。

　　四、如何确定哪些言论属于伯林式自由

　　以上我们说了三种情况，当我们下面讨论言论是否属于伯林式自由时，同时有着上述三种情况。在这里我们把信息传播也作为言论的一个部分。

　　第一，大多数言论不会对他人造成什么损害或影响，所以应予以保护。比如两人见面谈论天气，谈论张艺谋，谈论姚明，谈论买什么房子买什么车，哪里的家具最便宜。

　　第二，有些言论明显对他人造成损害。比如虚假广告，夸大自己产品的功效，误导消费者，借此牟利。香烟广告会吸引更多的人吸烟，虽然烟厂因此获利，但吸烟者健康受损，所以被禁止。比如辱骂他人的言论，破坏了他人的名誉，也应属被禁之列。出卖国家机密，更是犯罪行为。出卖或泄露商业情报同样要被禁止。

　　第三，有些言论和信息传播对他人造成了冒犯，如何厘定它们是否属于伯林式自由？这里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关于色情信息。

　　有的商家为了传播效果，把有很强色情意味的宣传品展示在公共场所，深圳就出现过两次带有很强色情意味的大幅广告悬挂在大街上，结果引起路人的很大不满，很快就撤了下来。虽然有些人可能会不以这些图片为意，甚至欣赏这些图片；但很多人会因为在人来人往之中看到这样的图片而感到尴尬、窘迫、受冒犯；而且也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利。所以现在大多数国家都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展示色情品，更是禁止向青少年售卖色情品。

　　当然，有的国家（比如荷兰）因为文化传统不同，国民对色情品都已习以为常、麻木不仁，那么在公共场合这样做也就不必禁止。另外，现在虽然大多数国家禁止在公共场合悬挂色情品，但还是允许在少数较为隐僻的场合展示，比如在成人用品商店，比如在售卖安全套的柜台。有需要的人会去那里购买，去了也不会觉得受冒犯。觉得受冒犯的人根本就不会到那些地方去。这样双方的利益都可以顾及到。

　　在色情读物的传播上有一个争议之处，有人认为，传播色情品具有改变和丰富人的两性观念和两性知识的社会功能，此时，色情品就是一种艺术作品甚至哲学作品。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此我们在判断对一件色情品是否应该禁止或限制时，要分辨：如果该作品的性色彩明显、挑逗性强，明显是为了谋利，则应该禁止或限制；如果该作品有很强的暴力性，那么即使它的创作动机可能是试图改变人的某种观念，也要禁止或限制，因为渲染暴力会给受众心里带来不良影响；如果该作品展示了某种少见的人的心理结构，虽然它和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相去甚远，但的确可以丰富人对自身的认识，那么人们应该宽容视之，比如一些“变态”但无害的性行为模式；如果该作品中的色情元素和人的情感、生命体验、观念冲突乃至社会嬗变紧密结合、难以剥离，则可以认为该作品确实是一件艺术乃至哲学作品，不仅不应禁止限制，而且应该予以支持鼓励。

　　关于个人观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比如说宗教观念。中国人在宗教上不是很在乎，但西方人乃至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有较强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情感。自我中心是人的天性之一，人们都希望别人的宗教观念和自己的相同，不喜欢别人的观念和自己不一致。马克斯·韦伯用过一个词“观念利益”，以和“物质利益”相对。每个教徒肯定自己信仰的宗教，珍视自己的宗教，是很自然的情怀。当看到别人不认同自己的宗教，甚至轻视自己的宗教，会十分气愤，欧洲在十六世纪甚至因此而爆发宗教战争。但日子长了以后，欧美人发现，在宗教观念上搞得关系紧张、剑拔弩张，其实是两败俱伤，没什么意思。大家慢慢地在这个问题上学会了相互宽容，学会了平常心。再看到别人在自己面前表达另一种宗教，自己会虚怀若谷，不觉得是一种冒犯了。也许同性恋的情况与此类似，大家原来接受不了，觉得实在是“反自然”，但时间长了，也可能就看习惯了。现在全球化的势头很猛，各种文化的交往日益频繁，为了更好地享受全球化的好处，大家也许应该多一些宽容、平和之心，去对待和自己的观念差异很大的他人的观念。大家都不觉得这是冒犯，退后一步天地也就宽了。

　　关于政治言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利益，有自己的政治观念。当一个人听到别人的政治观点和自己的不同，心中也会不舒服，也会有被冒犯的感觉。如果想让大家都舒服，可以立一个规范：不允许大家相互发表不一致的政治看法，大家可以谈张艺谋、谈张柏芝、谈张曼玉，但不要谈社会政治问题，以免大家相互冒犯。这当然是荒谬的。就像一对从不吵架的夫妻，看起来一团和气，但实际上因为缺乏真正的交流，而貌合神离。有时候，争吵是有益的。虽然大家在进行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时，会生气，会情绪激动，会感到受冒犯，但还是要讨论，以得出一个共识。在宗教观念上大家可以各持各的观念，不影响共同生活：可是社会政治事宜必须有共识、有统一规范，否则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运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有专门一篇“没有公共讨论，民主就是一具空壳”，来讲社会政治问题讨论的重要。让大家在社会问题上发表意见，可以充分调动国民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充分尊重每个国民的意愿，充分激发每个国民的政治智慧，从而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使大家相互合作，创造出社会文明，更好地满足每个国民的利益。和这个最高利益相比，是否冒犯变得次要了。所以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自由就是伯林式自由。之所以国家要保护这一自由，并不是因为它是天赋的，而是因为它对于全国人民进行高水平团结、达成高水平共识、形成高水平社会规范至关重要。

　　从十七到十九世纪，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对国民发表社会政治观点作出一些限制，所以马克思才会写出关于德国报刊检查制度的那段著名的话。密尔也针对当时英国的情况说，政府的这种限制性政策，会疏离政府和国民的关系，减低政府和国民的合作，不利于国民对政府的监督，不利于制定出社会效应最好的政策。他分析说，政府要制定出社会效应最好的政策，就应该让国民充分发表意见。因为政府的观点可能不全面，需要其他人的智慧进行补充；几种角度不同的观点交汇讨论更有利于指定出好的政策；即使政府的观点十分正确，让大家把意见都发表出来然后一一辩明，也会更有利于国民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Mill，1975）。所以他主张在社会政治观点的表达上，政府应采取宽松的态度。

　　总之，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要不要言论自由，而要做具体的分析。在本书开始的地方我们说，制定社会规范的标准是：博弈各方的利益最大化。斯坎隆在《表达的自由和表达的种类》一文中说（Scanlon，1979），我们要判断政府、社会是否要保护一种言论自由时，关键看这种言论自由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当一种行为、言论成为权利时，一定是因为大家看清了：这种权利对社会大众利大于弊；而如果某种言论对于大家弊大于利，则不应成为伯林式自由。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密尔也不认为言论自由具有抽象的、绝对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保护。他认为必须要从社会功利性、人们的长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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