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拥有的枪支犯罪的悲剧，禁枪的呼声在美国从来没有减弱过，但还是因为持枪犯罪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美国人一直拥有持枪的消极自由。

　　总之，如果张三的行为对他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损害，不管这一行为给张三自己带来了多大利益，都肯定不属于消极自由的圆圈之内，就必须受到禁止。如果社会大众和政府对这种行为坐视不理，那么广大社会成员就会连基本的安全感都得不到保障，更何况相互合作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人类学告诉我们，在人类早期的一些村庄，是没有公共安全概念的。如果张家的人伤害了李家的人，李家的人或者以家族之力去报复，或者以家族之力去和张家谈如何赔偿，或者忍气吞声；而村子是没有一个集体的统一力量去禁止或处罚这种伤害行为的。只是后来大家逐渐感到必须形成统一力量来执行统一规范，这样对村民们都有好处；而不能再看到两家人打斗，别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三、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了冒犯，则应仔细斟酌这种行为是否属于伯林式自由

　　一个人的行为与他人完全无关，这样的行为属于伯林式自由的保护范围；一个人对他人造成了伤害，这样的行为就不仅不受保护，而且一定受惩罚。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中间地带。

　　一个人在家中放音量很大的摇滚乐，虽然没有伤害到邻居的身心健康，但也让邻居感觉很吵，要不要限制？一个商店在商业一条街上放很大音量的音乐以招徕顾客，也让周围的人感到很吵，要不要限制？一对情侣在马路上忘情地拥抱接吻，一些路人感到有些不自在，要不要限制？一个人在报纸上对中国的老子孔子妄加贬斥，一些老年人对这样的言论感到十分气愤，这样的言论要不要限制？这些行为的主体都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满足，但却在客观上令其他人不快，这样的行为是否属于伯林式自由需要加以保护？

　　政治哲学家芬博格在《对他人的冒犯》一书中，把以上行为称为“冒犯”（Feinberg，1985）。他假想了一个在美国公共汽车上的例子，来说明“冒犯”的各种情况。他假设李四坐在公共汽车上，这时上来了一些乘客，他们的行为令李四越来越不舒服。

　　一位上来的乘客显然一个多月没有洗澡，但就坐在李四旁边，发出很大的气味，李四想躲开可是车上已很拥挤。李四把脸扭到一边，谁知又看到一个男子，身穿刺目的粉红衬衣。李四感到有点不舒服。

　　过了几站车上松了一些，李四换了个座位，谁知旁边的那位乘客不断抠鼻子、挖耳朵、打嗝、抓痒。又上来几个人，每人拿了一个饭盒，坐下后就开始吃，但不知为何没有筷子和勺子，他们就用手抓饭吃，吃完后一个人拿出一个毛巾，自己先擦，擦完再给同伴们擦。李四感到浑身不舒服，还有点恶心。

　　又上来一位，穿着T恤，上面画着耶稣被捆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坐着一位妖冶女郎，旁边用女郎的口吻写着：就吊在这儿吧，宝贝。又上来一位，手里拿着一个裹着东西的美国国旗，他把国旗打开，里面是他的晚餐。吃完后他用美国国旗擦干净嘴巴，然后擦鼻涕，然后再擦自己的皮鞋。李四身为一个基督徒和美国国民，看到此情此景，又气愤、又难过，自己的爱美国之心、自己的宗教情怀受到严重刺激。

　　又上来一位男子，看来是刚打完球，打着赤膊就上了车。又上来一位女子，时髦性感，只穿着一件背心，所谓内衣外穿，所谓薄、露、透，李四想看又不敢多看。又上来一对男女情侣，坐在李四对面，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情到深处，开始忘情地接吻，还发出声音。又上来一对男子，手牵着手，深情地对望，一看就是一对同性恋。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中，李四窘迫、难为情、又有点激动。

　　好容易前面几位下车，但又上来一些乘客。其中一位靠着李四坐下，嘴里开始小声唱歌，李四给唱得心烦意乱，只好把头扭向另一边。这边坐着一对，在不停地谈着服装和饮食，乏味沉闷，但李四又躲不开。过了两站，李四终于看到对面有个空位，于是坐到那边，谁知旁边那位总是想和李四搭讪。李四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不能看自己的报纸，始终给旁人干扰得心烦意乱。

　　好容易前面几位下车，但又上来一些乘客。其中一位靠着李四坐下，掏出一把手枪，又摸出一把匕首，李四吃了一惊；再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假的。又一位就站在李四身前，“朋克”发型，裸露的胳膊上刺着青龙。又上来几位刚刚结束游行的示威者，一位拿着一面旗帜，上面是辱骂教皇的漫画，一位拿着辱骂犹太人的标语牌，一位穿着印有羞辱女性字样的T恤。李四恰好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一位犹太人、一位女性。看到这样的人出现在自己面前，只感到怒从心头起。但李四的理智告诉她：冷静，冷静，要尊重对方的自由。

　　芬博格把以上的例子都称为“冒犯”（offense）。他们没有伤害到别人的肉体、人身安全，也没有恶意去伤害别人，也都是出于自己的生活习惯，比如不讲卫生，谈恋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自己的民族感情，喜欢说话。但他们的行为又确实令其他人不舒服，令其他人不能安心休息，令其他人恶心、厌烦、反感、受辱、气愤。他们的这种行为当然是满足了他们的利益，但又同时破坏了以李四为代表的其他人的利益。

　　在一个大家共同生活的社会中，相互冒犯的情况是难免的。即使是同一个人，他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是冒犯行为的受害者，在另一种情形下自己的举动又冒犯了其他人。那么，这方面的消极自由的圆圈怎么划？全社会如何作出一些相应规范？

　　一方面，对冒犯行为一定要作出某种禁止，否则大家虽然受社会的束缚少了，自己的个性意愿能够很大发展和张扬，但大家受到别人的冒犯也多了。比如当着别人的面亲吻不是消极自由，或者即使当街亲吻属于消极自由，当街做爱一定不是。一个月不洗澡仍然有走上大街的伯林式自由，但餐馆有权拒绝这样的人入内。在商业街上可以大声放音乐，但在居民楼里不行。

　　另一方面，这种禁止的范围不能很大。其一，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令到别人不舒服，就被禁止，那么虽然大家都不会被冒犯，可也会都生活得不太遂心，处处都有清规戒律，个性就不能发展和张扬。其二，有些冒犯行为虽然令人当时不舒服，可是可能是有益的。比如张三批评基督教，李四作为一个基督徒就会感到被冒犯；但如果立法禁止张三的批评行为，李四却又会失去对基督教一些弱点的认识。又比如五十年前的泳装都是一件头的，后来看到海滩上出现了比基尼，李四等很多人都觉得不自在、受冒犯；可是今天来看，比基尼可以很好展示人体之美，如果当时立法禁止比基尼，则是对人性的一种压抑。其三，某个行为被李四这样的旁人视作冒犯，可能是出于李四这一方的偏见。比如美国的南方白人曾经只要看见一黑一白两人手牵手，就觉得自己受了冒犯，今天看来这实际上是南方白人的偏见。

　　综合以上两方面，在拟订这样的规范时，社会应该十分小心。在和别人无关、对别人造成人身伤害两种情况中，大家对圆圈如何划看得很清楚；可是在冒犯的情况中，大家看得就不清楚。因为正反两面的利弊权衡不宜把握。在具体制定这方面规范时，可以有以下几个原则。一般来说，其一，对别人冒犯程度越大的行为就越会被禁止，比如噪音不大，也就算了；如果噪音很大，就要禁止。其二，一种冒犯行为别人难以避开，则越应该被禁止，如果别人容易避开，则禁止的必要性小。喜欢裸体的“天体主义者”当然不能在大街上这样晃来晃去，因为别人要避开会很不方便，他们可以去海边、而且是单独划一个区域给他们活动，在那里别人都可以避而不见，所以不予禁止。一个侮辱基督教的集会不能在人流很多的公共场所举行，那是对众多基督徒的冒犯，但可以在一个人数较少的郊外举行。其三，一种冒犯行为对别人越可能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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