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能力，也相应影响了衡量国内产业是否受严重损害的其他经济指标。阿根廷在回答专家组提问时说，调查机关在调查时考虑了墨西哥比索贬值和阿根廷整体救济衰退等因素，但结论是，尽管宏观经济状况恶化，进口本身仍然是对国内生产造成损害的原因。　

　　专家组认为，由于阿根廷多次承认国内经济衰退极大地影响了国内产业的状况，因此就有必要分析这种经济衰退的影响，使之与进口的影响相区别。阿根廷将鞋类和整个救济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比较，不是对那些“其他因素”可能造成的损害的充分评价（sufficientconsideration）。专家组裁决，阿根廷没有充分评价其他因素，因此其认为进口造成了国内产业严重损害的结论没有被充分解释，也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11]　

　　（3）美国钢管保障措施案：分析其他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方法不符合《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　

　　美国作为被告的三个保障措施案件，即面筋、羊肉和钢管保障措施案，美国调查机关国际贸易委员会使用了同样的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三个案件中都被否定。因此，我们此处仅选择钢管保障措施案进行分析。这个案件是由韩国提交WTO裁决的。专家组认为，美国钢管保障措施不符合《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　

　　对于因果关系的分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确定了一些进口增加之外的对美国钢管行业造成损害的因素：由于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活动的减少而引起的钢管需求下降；国内生产商之间的竞争；1998年和1999年中期出口市场下滑；从产油国管道产品生产向钢管生产的转换；以及原材料成本的下降。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重点第一个因素，即由于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活动的减少而引起的钢管需求下降。国际贸易委员会承认，钢管需求下降无疑会对钢管国内生产所出现的严重损害状况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比进口的影响大。因此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委员会分析这种因素的方法，是为了确定与进口相比，它是否为造成损害的更重要的原因（moreimportantcauseofinjurythantheincreasedimports）。专家组认为，这种方法不能满足《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2款（b）项的要求，即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咎于进口增加，因为从这种分析中看不出国际贸易委员会是否将这种因素造成的损害与进口增加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来。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分析没有涉及这种因素所造成损害的性质和范围（natureandextent），而只是假定钢管需求下降没有造成应归为进口增加的损害。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这个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分析，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即确定某个因素与进口增加相比是否更为重要。　

　　专家组还发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是立即确定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而不是先将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然后，国际贸易委员会每次分析一个因素，看它在已经确定的严重损害（即由进口增加和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整体损害）中的相对重要性。专家组认为，这样分析的损害，就受到了剩余其他因素所造成损害的“污染”（polluted）。因此，美国不是在分析这种因素与进口增加相比的相对重要性，而是在分析与进口增加以及剩余其他因素相比的相对重要性。专家组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调查机关无法确定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之间真实和实质性的因果关系。因此，专家组裁决，美国没有充分解释如何确保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未被归为进口增加。[12]　

　　　

　　三、可能的解决办法：放松要求　

　　　

　　1、概述　

　　从上面两个部分的考察可以看出，WTO明文允许采取保障措施，很多国家也在使用这种手段，但使用保障措施的国家，在WTO中都败诉了。这开始让我们怀疑WTO允许采取保障措施这种说法是否名副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担心，采取保障措施，不成被告则罢，成了被告则必输无疑。　

　　我们已经看到，WTO对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因果关系的要求非常严格；每一个案件都败在这个点上。我们不禁要问：由WTO判例所发展起来的这种“不得归咎”的技术性要求是否过于严格，以至于根本无法满足。　

　　试想一下，如果进口国某一行业出现利润率下降、失业率上升、产品库存增加等状况，表明国内产业受到了严重损害，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多种，包括进口增加、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世界经济形势不好等等。按照WTO上诉机构所确定的“不得归咎”的分析方法，即把每一种因素所造成的损害在整体损害中的性质和范围加以确定，才能证明严重损害是否为进口增加造成。这样的分析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可能是过去理想化的。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可能不具有操作性。　

　　事实上，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是为了确定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之间的“真实和实质性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使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上诉机构所确定的那种方法，应当理解为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唯一的方法。　

　　本着这个宗旨，让我们试着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确定因果关系。　

　　从WTO保障措施案件中，显然已经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我们不得不把眼界放开一点，看看其他规定和案例。　

　　我们发现，WTO反倾销协议（第3条第5款）在要求确定进口产品造成损害这种因果关系时，也要求调查机关审查已知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这些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咎于进口。这个规定与保障措施的要求极为相似。不仅如此，涉及这一规定的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可能会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2、美国热轧钢反倾销案　

　　这是一个日本在WTO中诉美国对热轧钢进口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案件。[13]　

　　专家组审查了两个重要的“其他因素”，认为美国调查机关适当地审查了它们对国内产业损害的影响。[14]　

　　（1）小钢厂生产能力的增长的影响　

　　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在审查国内产业生产能力时证明，国内生产能力从1996年的67.3百万吨，上升到1997年的70.0百万吨，再上升到1998年的73.5百万吨；这与美国1996年至1998年的国内消费水平大致相等。从1997年到1998年，小钢厂生产能力有所增长，但其增长没有1996年到1997年的增长大。因此，调查机关考虑了小钢厂生产能力增长的情况，证明了这种增长与需求的增加相当。　

　　因此，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适当的评价了小钢厂的竞争。　

　　（2）1998年通用汽车公司罢工的影响　

　　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明确审查了1998年通用汽车罢工的问题。罢工持续了5周，未购买的所有钢板（包括热轧钢板）共685,000吨。调查机关承认，这次罢工对1998年的钢材总需求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对国内价格的下降（即国内产业受损害的指标之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次罢工只有5周，未购买钢材的数量不足以解释钢材价格下降的状况。事实上，1998年钢材的整体消费是很高的。　

　　因此，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审查了罢工的影响。　

　　专家组认为，调查机关对“其他因素”所造成损害的性质和范围作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充分证明它们所造成的损害没有被归为进口。　

　　我们可以看出，专家组在此处并没有要求调查机关将小钢厂生产能力增长和通用汽车公司罢工这两种“其他因素”的影响从国内产业的整体损害中区别开来。调查机关证明了小钢厂生产能力增加为国内需求增加所吸收，罢工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就满足了“不得归咎”要件。　

　　3、建议　

　　鉴于WTO保障措施案件在因果关系问题上都作出了否定的裁决，而我们又没有发现怎样才能将不同因素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来；并且这种确定“不得归咎”要件的技术性方法有可能阻碍对保障措施的使用，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建议：只要能够证明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之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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