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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与条约相抵触的法律只是不能在所涉案件中适用，而法律本身并不因此而无效。
近年来，西方国家包括采纳“一元论”的国家，普遍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或关贸总协定)不具有直接适用效力。如德国联邦法院早就裁决GATT不能直接适用。8欧盟在其1994年12月22日关于缔结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决议中也明确声明这些多边贸易协定无论是欧盟法院还是成员国法院均不得直接加以适用。美国《1979年贸易协议书》第3节明确规定了“发生冲突时美国(国内)法优先”的原则。《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第102节(c)条同样规定乌拉圭回合协议与美国任何法律不相一致的条款均属无效。9美国对GATT／WTO多边谈判协议的国内实施体现了明显的“二元论”特点。美国法学界认为，多边贸易协定不具备自动执行之特性，只有具体实施关税及非关税多边谈判协议的美国国内法和行政命令才是美国法院和海关当局可以适用的法律渊源。10尽管有上述表示，美国联邦和州法院并没有判定总协定不是对美国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在很多案件中还适用了总协定的规则。
二、WTO协议在中国法院的适用问题
WTO协议包含了一整套涉及贸易及与贸易相关的领域的实体规则。在这种体制之下，法院将会越来越多地参与涉及WTO的贸易纠纷的裁决。因为从一定程度说，受WTO规则影响最大的将是各国的企业，而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纠纷完全属于国内法院的管辖事项。从国外的情况看，法院适用GATT协议也是很普遍的现象。虽然法院往往不会直接适用WTO法，但实践中还是经常涉及WTO所管辖的事项，对WTO规则会间接地加以适用。例如欧洲法院及美国法院在反倾销案件中对成员实施性立法就尽量作出与WTO协议相一致的解释和适用。
具体问题是WTO协议规则会对我国司法实践有何影响?法院可能会适用WTO中哪些国际规则?总体看，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所谓直接影响是指法院在处理涉外经济或民事案件时直接适用有关国际规则，主要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法院所要处理的相关事项，国内法中没有相应规定，而国际条约中列有具体规则，因此予以适用。第二种情况是国际条约与国内法规有不同规定的，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由于司法实践中所处理的事项均涉及到当事人各方的具体权利义务，因此这时所适用的国际条约往往具有特殊性或者是涉及具体事项的国际规则。所谓间接影响是指WTO协议中的各项原则并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因为法院难以直接适用，但这些国际规则对中国经济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为了遵守这些国际规则，我国相应修改或增加了国内经济立法，而后者又在司法实践中被法院直接适用，包括适用我国实施WTO协议的国内立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根据我国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凡是缔结与我国国内法有不同规定的条约，必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对有关条约的特定内容作出保留，或者对有关国内法中与有关条约内容不一致的地方作出修改或补充。
究竟是直接适用还是间接适用，是由国际条约的内容所决定的。笔者认为，就我国法院的司法审判而言，大多数情况下，WTO协议规则是间接的适用，法院直接适用这些国际规则的机会并不太多。因为WTO协议的基本内容涉及成员国应采取的贸易政策与措施(如贸易自由化、禁止限制贸易)和贸易待遇(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方面的一系列原则和规则，各成员国主要通过制定或修改其国内立法和贸易政策来遵守国际规则。WTO协议的原则性规定主要针对成员国，很少直接规定贸易关系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由于这些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所以一般不会对经济审判产生直接影响。法院审判中的条约适用往往涉及具体规则，例如涉及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和法律程序的规定。国际条约中大部分不是这类规定，而是直接规定成员国的权利义务。因此，法院在处理贸易纠纷中涉及WTO协议规则适用时，必须先对条约的内容进行识别或解释，以决定是否直接适用该项协议规则。
从国际实践看，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通常对可能适用的条约加以区分，将能为法院直接适用的条约称为“自动执行协定”，而“非自动执行协定”则需国内立法补充后方可适用。所谓自动执行的协定是指协定经一国接受后，无须再用国内立法予以补充规定，即由国内司法或行政机关予以适用的那类协定。非自动执行的协定是指协定经一国接受后，尚须用国内立法予以补充规定才能由国内司法或行政机关予以适用的那类协定。区别这两类协定的理由是：有些协定明文规定缔约国须以立法予以执行；有些只涉及缔约国政府本身，与自然人和法人无关，如涉及自然人或法人，需另外立法；有些协定的规定是大纲性的，需要立法补充；有些是文本的问题，需要译成本国语言，以法律公布。因此，当协定被自动执行时，协定被法院视为与立法机关的立法同等的效力，不需要任何补充立法。一项协定不需实施性立法的帮助而生效，并且具有国内立法的效力，必须表现出协定的制定者意在规定在法院可单独被执行的规则。
从国际法角度及WTO本身要求来看，成员方可以自由决定在其国内实施WTO协议的适当方式，包括采用直接适用和其他适用方式。在后一种情况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法院不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并非该国不履行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当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国际条约并非不能直接规定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因为受国际法约束的不仅是国家，还应包括个人和实体，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法院介入与执行WTO协议规定相关活动的机会必将增多。因此，法院在审理和裁决具体涉外经济案件时，WTO协议中仍有一些国际规则可以被直接适用。另一方面，当事人亦可能在法院直接援引WTO协议规则来主张诉权。根据WTO协议规则的内容，法院在中国入世后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可能适用的WTO协议规则至少可以包括以下的方面：
1．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TRIPS协议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则可以概括为：(1)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2)保护的范围与标准(如何给予知识产权充分的保护)；(3)保护的执行程序(各国如何在其领土内充分实施这些权利)；(4)WTO成员之间有关知识产权争议的解决；(5)国际保护的特殊过渡期安排。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中第(2)和第(3)部分是国内法院在处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中可以直接适用的国际规则。TRIPS协议第二部分详尽规定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标准。与以往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相比，TRIPS协议扩大了保护范围并增加了许多更高的保护标准。在这方面，我国的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与TRIPS的规定存在的差距之处有以下两方面：第一，TRIPS协议将计算机程序作为伯尔尼公约所指的文字作品给予保护，而我国法律仍将此按《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标准来保护；第二，TRIPS协议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保护，而中国对此尚未提供专门的法律保护。在中国成为WTO成员国后，中国法院在处理涉及计算机软件或硬件侵权纠纷时，就很有必要按TRIPS上述范围与标准提供保护，只要权利人依照TRIPS规定提出相应的请求。
然而，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标准的规定是不够的，关键是它们必须得到执行。这一问题在TRIPS协议的第三部分作出详细的规定，是国内法院可以直接适用的国际规则。协议详细规定了如何实施协议第二部分(保护范围和标准)的具体程序和措施，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取证规则、临时性的边境措施、禁令、损害及其他处罚。例如，协议规定，各国政府必须保证知识产权在各自法律体系中得到保护，对侵权行为的处罚要足够严厉。协议还规定法院应有权在一定条件下，下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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