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销售各个环节的原始资料和数据，以证明自己是市场经济主体，而被采用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替代国的制度。因此，政府要加快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建设，提高其管理水平，规范其财务管理，准确反映运营成本，符合国际财会规则。逐渐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
（二）国内企业应采取的对策。
1．企业必须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质取胜。产品的价格是竞争的一个重要形式，但并不是企业出口产品价格越低越好。低价竞销最容易引发反倾销诉讼。企业在定价时参考一下国际市场行情及反倾销动态，就可以大大减少反倾销诉讼。从长远看，我国企业要真正走向国家国际市场，首先，必须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量，大力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实现技术创新，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其次，企业要认真研究各种重要的国际标准，如 ISO9000 ， ISO14000 ， SA8000 族系等，保证出口产品在技术，安全，卫生,环保各方面接近或达到国际标准。提高企业环保意识，大力开拓绿色环保市场，应对外国采用种种苛刻技术标准限制我国产品出口，实现中国企业高效、持续和健康发展。第三，要实施出口产品差异化。即突出产品非价格方面的特征，如产品的物理特征、质量内涵、分销渠道、培养消费者群体等，建立品牌形象，增强国际竞争优势。
2．企业要调整产品出口经营策略。我国出口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保持比较稳定的分额，必须转变经营思想，借鉴国外从“贸易立国”向“海外投资立国”的经营策略转变。确立正确的营销观念，由贸易出口为主转向贸易与投资并重，力争在海外直接建厂，建立一批跨国公司、企业，使其产品能够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使反倾销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程度。
3．企业要学法、懂法、用法。一方面，中国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不仅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还要能熟悉地运用，并学会用国际贸易法规来保护自身的权益。另一方面企业要勇于应诉。如果企业放弃应诉，自然而然就被认为是败诉，一旦败诉就可以认为企业的产品违反了反倾销法，征收高额反倾销关税，产品不可能再出口也就完全失去了市场。面对国际贸易官司，只要事先了解情况，如向中外律师咨询、向行业协会、经贸委进行咨询，主动与外国商务部沟通，完全掌握对方国家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拒理力争，就有胜诉的机会。政府、行业协会以及驻外使馆应当协助企业参加应诉、协商。
（三） 加强我国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措施。
从 1994 年颁布的《对外贸易法》第 30 条规定,1997 年颁布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和 2002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到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总体而言，我国反倾销法大量参照了国际惯例特别是重点遵守了 1994 年 "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守则" 。但是由于时间仓促，缺乏实践，许多内容简单、抽象、模糊，操作性和透明度都不强。
因此，我们首先应当借鉴和吸收国外和国际的成功经验，如 "反规避调查" ，维护整体利益原则，简单多数通过机制，倾销和损害幅度的计算,反吸收条款等，并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义务，对外贸易政策统一由一个部门颁布，不用内部文件对有关规则进行补充和说明。
具体而言：
1．损害标准
《反倾销条例》在第 2 条明文规定进口产品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着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依法进行调查，采取反倾销的措施。什么是实质损害，或者说损害标准是什么，是采取上述措施的关键。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 6 条明文规定了损害的标准是“重大损害”，也有人译为实质损害或严重损害。1979年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守则》进一步阐述了实质损害的标准，认为“实质损害”就是“不是不重大的损害”，在具体适用时应当考虑：（ 1 ）产品的进口总量；（ 2 ）进口产品对本国市场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3 ）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商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有关的经济因素。在 1994 年《实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6 条的协议》中增加了累积计算的方法。 累积计算 (评估) 是当低价销售的产品来自几个不同的国家,则进口国可将这些国家的进口产品累积在一起计算，以确定是否达到实质损害的程度。但是究竟损害达到了何种程度就可以被认为构成了实质损害，完全是调查官员在每一个案件中的主观判断。这一问题，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我们把损害标准确定的越低，构成反倾销的机会也就越多，贸易自由化程度也就越低，相应地有利于本国产品的贸易保护，但是这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也就越远。显然，我国有关部门在调查反倾销案件时,应当理性地把握这一标准。
2．进口增加
《反倾销条例》第 8 条第 1 项规定，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包括倾销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或者相对于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或者消费的数量是否大量增加, 或者倾销进口产品大量增加的可能性。这一条款中的“进口增加”可以是“绝对增加”也可以是“相对增加”．什么是绝对增加和相对增加，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绝对增加就是进口产品数量真实的增加，相对增加是指在一个日渐萎缩的市场中进口所占分额的增加，即使进口数量没有任何增加。至于大量增加的认定，可以参考 1994 年关贸总协定协议第 19.1(一) 项使用的这一概念，要求进口的增加必须在量上和质上都是足够临近，足够突然, 足够剧烈以及足够重大。如果这四个标准同时具备，就可以判断进口增加达到了足以使进口国有权采取反倾销措施的程度。
3．行政复议
从《反倾销条例》以及我国的〈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裁定、决定都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作出的，复议机关也是关税税则委员会。然而，行政法的“自然正义原则”的首要要求是“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根据这一要求，省级政府和国务院部门、关税税则委员会是不能自己来进行复议的。从理论上将，应当由国务院来行使复议权，姑且不说国务院是否有足够的精力来处理日益增多的行政复议案件，就《行政复议法》第14条的规定来看，国务院的裁决是最终裁决，是不能起诉到法院的。这就违反了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命题：任何法律争议最终应当由法院裁决。由此看来，若不解决这一问题，反倾销复议制度就形同虚设。
4．行政诉讼
在现有的行政性司法救济无计可施之时，行政诉讼成为了行政相对人行使司法救济权来保护合法权益的唯一选择。
一旦当事人选择了诉讼，首先便面临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反倾销诉讼的被告应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关税税则委员会等有关部门。但是，《反倾销条例》。中“经商”、“会同”等词汇的运用，使得这种类似单一机关，而实际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确定为各个主体为被告还是某一机关为代表变得含混不清。笔者认为，应该对相关机构予以整和，把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合并，统一负责国内、国际贸易，以期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至于行政诉讼的原告，《反倾销条例》规定包括申请人、已知的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出口国（地区）政府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这一规定是完全合乎1994年的〈反倾销守则〉的。
另外，在反倾销的受案范围上，《反倾销条例》规定有以下几种：（1）终裁决定；（2）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收的决定；（3）复审的决定。这三种是最主要的问题，除此之外未作规定。笔者认为，反倾销调查案的司法审查范围还应当包括主管机关不予立案、调查中止或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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