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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规则的国内适用

何进

　　WTO规则的适用应包括两层含义：第一，WTO成员之间在国际层面上依照WTO规则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其最主要的“司法机关”是WTO争端解决机构；第二，WTO成员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在自己的领土内适用WTO规则，从而“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十六条第四款）。即便是WTO规则在国内的适用问题上，也包括了行政机关对WTO规则的适用和司法机关对WTO规则的适用。

　　在国际法上，“条约必须遵守”是一项公认的原则，它指条约生效后，缔约各方应按照条约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随意违反。但是“条约必须遵守”针对的是国家主体，法院作为独立的司法机关有自己确定的运作规则，它只能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司法裁判权，进行适用法律的活动，所以“进入WTO，法院就必须按WTO规则来判案”的说法并不准确。

　　每个国家法院适用法律依据的都是本国法律，对国际条约的适用就涉及到如何将国际条约转化为国内法的问题。

　　一、条约在国内适用的一般理论

　　有关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问题，对此国际法学界存在三种观点：否定论、一元论、二元论，其中一元论又有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先说两派。无论一元论或否定论，由于其武断地否定了国内法或国际法的地位，皆与当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与发展国际交往相结合的实际情况不相适用。二元论承认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区别，国际法若要在国内适用，必须通过某种行为将其接受为国内法，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做法，也与目前各国对国际条约适用的实际相吻合，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转变，即每一个条约均需经立法机关制定相应的国内法后才能对国内适用，转变并非就每一个条约都制定一个几乎包含全部条约内容的国内法，那样显然不明智，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完成了从“国际法”到“国内法”性质的转变，或者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变，转变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命令执行某条约的法令。二是纳入，即一次性原则地在宪法性法律中规定条约是该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一个条约在国内公布或在国际上生效的同时即开始在国内生效。

　　二、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的国际实践

　　对国际条约进行国内法上的接受主要有两种方法，在国际实践中由于各国国家制度、历史习惯和法律制度的不同，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

　　（１）转化式：有些国家为了使条约在国内适用，要求必须通过国内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将条约内容制定为国内法，即必须将条约制定为国内法后，才能在国内适用。普通法系国家大抵如此，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概因该法律体制十分强调立法机关对立法的垄断权，如果承认条约可以直接适用，等于承认行政机关（国王）可以不经议会就立法。

　　（２）纳入式：这类国家通常将国际条约一般地纳入国内法，承认国际条约是国内法的组成部分，而且国际条约的效力高于国内法。当然，通常认为这些国家的宪法性法律的效力是高于国际条约的，因为毕竟宪法赋予了国际条约效力。采用纳入式的国家主要有瑞士、法国、荷兰等欧洲大陆国家，日本也属于这一类型。

　　（３）混合式：这是一种兼采转化式和纳入式的混合型条约适用方式，美国是最典型的此类国家。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本宪法与依宪法所制定的合众国法律，及以合众国的权力所缔结的条约，均为全国的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州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各州法官均应遵守。”美国宪法虽原则上将条约上置于与联邦法律相同的地位，但它们并不都能在美国直接适用。美国司法实践中将条约分为“自执行”和“非自执行”条约两种，只有自执行条约才能在美国直接适用，而非自执行条约则要通过某种立法行为——通常是通过一个履行条约的立法后才能在国内执行。

　　虽然国内法对国际条约的接受在国际实践中形式很多，然而“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却保证了这些形式在实质上的统一，笔者在此引用多种国际条约适用的方式旨在为我国适用国际条约的方式的分析提供一个比较基础，最终，一国的法院都会以某种方式适用该国缔结的条约，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WTO规则的国内适用

　　有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条约都是国际法的渊源，只有那些为大多数国家参加、加入或承认的能够对国际法的内容具有创设、确认、修订、补充意义的条约，才构成国际法的渊源，不少学者称这类条约为“造法性条约”。其他条约，也就是通常称为“契约性条约”的有关贸易、科技、文化、交通、旅游等方面的事务性协定，一般不构成国际法的渊源，除非其中“某些关于国家权利与义务的规定，逐步成为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原则”。此学说与美国司法实践中将国际条约区别为“自执行条约”和“非自执行条约”有相通之处，美国法院将那些本身规定已经十分明确，可直接由国内法院或行政机关予以适用的条约定为“自执行条约”，而且许多国家（如美国）已开始对国际条约予以区别适用。

　　WTO规则是以国际经贸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国际条约，很显然，它符合“契约性条约”，而在美国，其《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第３节规定除该法有明确规定外，乌拉圭回合协议的任何规定及其对人或事的任何适用，在与美国的任何法律冲突时，都不具有效力。其他如欧盟等也明确声明这些多边贸易协定不能直接在欧盟法院和成员国法院适用。

　　笔者认为，WTO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以关税减让和贸易措施为调整对象的，这些条约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取决于WTO成员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予以落实，而且尚有具体实施日程等条件限制，故WTO规则许多条约内容不具有直接适用性。但是，不具有直接适用性并不代表条约不被遵守，美国法院虽遵从《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亦只是表明美国法律（国内法）在冲突时优先适用，并不排斥WTO规则在法院审判中的适用。更准确的表述应是，适用WTO规则是法院审判的原则，对于无法直接适用的条款当然无法引用。

　　对于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法院适用问题，我国与前文所探讨的几类国际实践都有所不同，关于国际条约的效力问题，我国宪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我国制定的许多部门法中都规定了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其他在民事、民事诉讼、刑事、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境卫生检疫、邮政、外国人出入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规定了类似内容，据统计，目前这种法律、法规已约有７０项。然而谨慎地讲，我国并没有确立国际条约效力高于国内法的一般原则，我国的法官在实践中亦倾向于将其理解为条约在国内直接适用是以条约规定与法律规定之间冲突作为条件。

　　笔者以为，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和具体司法实践，我国事实上采用的是国际条约在我国法院可以直接适用的做法。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在采用前述的“优先适用”条款时虽只声明“冲突时适用国际条约”，但这种做法隐含的前提即是生效的条约当然具有国内效力，可由法院适用。因为在冲突时适用国际条约，国内法与国际条约不相冲突时实际上也适用了国际条约相同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