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引起了我国国家结构的新变化，是对国家高度集权的重大突破，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从而在一种新的构架上使国家权力得以合理分解、运行和制约，从而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国两制”的实行，将使我国从一般单一制国家变成为特殊单一制国家，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构新模式。因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这些权利和权力既大大超过了我国省级以及民族自治区政府的权力，又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某些联邦制国家中成员邦政府的权力。从而使我国的国家结构具有了某些复合制的特征，但她仍然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更不是邦联制，乃是一种特殊单一制。在这种特殊单一制下，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将由三种地方行政单位构成，即普通行政单位、民族区域自治单位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单位，，由原来的两种地方分权形式发展为三种地方分权形式，突破了单一制下地方政府传统权力的范围。这是符合当代国家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朝着深化国家权力分解程度的总方向发展的，即需要降低国家权力集中程度，改变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以便于发挥地方行政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中央政府简政放权，进行宏观调控。这也是一种民主化的趋势，便于在一种新的层面和构架上探寻如何使国家权力得以更科学、合理地分解、分配、运行、使用和有效监督及制约。而且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立法、司法经验同内地行政单位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以便建立一种高效率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政治体制，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
　　
　　第三，“一国两制”扩大了我国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了多党合作制度，赋予人民民主专政阶级联盟新的形式和内容，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强国富民。
　　
　　“一国两制”实现后，我国港、澳、台地区存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也加入爱国统一战线，我国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使港、澳、台阶层人士及其政治代表都在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其代表人物参加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等政治机构之中，这样，无论是祖国大陆还是我国港、澳、台的所有公民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平等权利，从而赋予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联盟以新的内容和形式，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振兴中华、实现强国富民，也有利于促进和扩展社会主义民主。
　　
　　（二）“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及法学理论的促进、丰富、深化和拓展，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第一，在法的性质和规律性方面，充分体现出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并使法的类型和更替呈现出复杂性。
　　
　　因为很明显，“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中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区际冲突法等的阶级属性非常复杂，既不能把它们完全归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又不能完全归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两者廉而有之，或者概念化地称为两者的对立统一。这种复杂而奇特的法律现象，充分表明法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其社会性，是阶级性和社会性之不同形式的统一。固然很多情况下法律的阶级性特别明显，但以上这几种跨法域的法律又是其社会性的突出表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与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发生交叉、渗透、重叠的结果。可见，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两者相生相成，共同演现出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种种法律现象。“一国两制”结构下的法制体系及其构成要件，就是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相生相成的生动体现。
　　
　　不仅如此，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类型的法和资本主义类型的法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合法地并存，都统一于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法制的框架之内，成为其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发生交叉、重叠出现一些新的法律现象。这也是人类法制史上的一种奇特景象。它表明不能把法的历史类型和更替简单化，既不必然是非此即彼，也不一定是纯而又纯，虽然其总的历史发展趋势不可规避，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无论是剥削阶级法之间以及剥削阶级法与社会主义法之间都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并存，并会有所交叉和重叠。从而以新的事实证明法不仅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而且同一时空内不同类型的法也可以相辅相成。
　　
　　第二，在法的体系方面，使法律体系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差异性，多样性，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法律体系。
　　
　　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表现在：其一，各法域的法律体系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同，祖国大陆法域建立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其他三法域建立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其二，祖国大陆法域和其他三法域所反映的阶级意志不同，前者主要反映工人阶级的意志，后者主要反映资产阶级的意志，当然也包括反映有其他阶层和劳动者的意志。其三，它们各自的指导原则也不同，祖国大陆法域的指导原则主要是“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一国两制”；而其他三法域的指导是“一国两制”，不实行“四项基本原则”。其四，它们所属法系及其所体现的法律文化背景和条件也殊有不同。这样，我国的法律体系就会出现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不仅有作为主体的祖国大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特别行政区作为辅助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区分，还有我国港、澳、台各特别行政区之间基于现状和历史传统的不同其各自的法律体系也有区别并相对独立，而且这些自成体系的法律体系的内部又有其各具特征的层次结构性，以及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分野。因此，“一国两制”情况下我国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问题就更加复杂并具有了新的意义。这种统一和协调乃是在具有极其多样性和丰富差异性的情况下的统一、协调，是在“一国两制”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统一和协调。所以各法律体系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统一，既相互冲突和独立，又彼此联系参照。因此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协调其间的矛盾，就是“一国两制”情况下急待解决的重要法律问题。其中，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就起着统一和联结的特殊作用，区际冲突法和区际司法协助就发挥协调的机制和功能。
　　
　　第三，在立法体制以及法律解释和法的渊源方面，都出现了多样性、复杂性和特殊性。
　　
　　由于享受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这种立法权不完全同于祖国大陆的地方权力机关（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所行使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只受中央权力机关的有限监督，它显然比祖国大陆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权的权限要大些，范围也要宽些，因为特别行政区权力机关还可以制定自己的民法、刑法，凡属自治范围的事项均可立法，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其《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均属有效。这样，我国的立法体制除了原有的在中央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前提下，并赋予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机关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权限的体制外，又赋予了特别行政区享有相当大的立法权；虽然这种立法权仍然属于中央授予的地方立法权的范畴，但它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区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因而使我国立法体制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点。
　　
　　依此道理，在法律解释方面也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以香港为例，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遵循英美法系的判例原则，法律解释一律由司法机关即法院在审判案件中作出。也就是说，我国香港只存在司法解释，而不存在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即不是象祖国大陆现有法律解释体制那样，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为主导的情况下，再由最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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