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但需要经过一个努力探索和积极筹备的相当过程，以有待于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的条件之逐渐成熟。在此之前，则还须探寻其他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方式和办法。例如可以考虑先制定一些有关的法律适用、管辖、裁判、执行（以及其他司法协助）的双边或多边协定，以便于逐步过渡到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
　　
　　3．宪法
　　
　　在“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国两制”的根本法律依据，是“一国两制”具有合宪性、合法性、稳定性和国家主权统一的基本象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国两制”的全面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不仅将大大地发展、丰富我国的宪政实践和理论，而且必将促进我国现行宪法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乃至于会出现制定一部“大宪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为此，笔者特提出一些探索性意见，以尽可能地为“一国两制”的全面实施寻求更充分、完备的宪法依据，并就教于学术界。若有不当之处，权当一孔之见。
　　
　　实现“一国两制”后，就将使我国的国家结构从一般单一制变为多法域（或复合法域）的特殊单一制（即既不是联邦制更不是邦联制等复合制国家，又不是只有一个法域的一般单一制国家，而是在统一的主权下有多个独立法域并存的特殊单一制国家），法制体系也将因大陆的社会主义法与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法并存，以及出现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区际冲突法等崭新的法律现象而趋于十分复杂。这样，随着我国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以及海峡两岸统一大业的完成，“一国两制”所引起的如此极其复杂而丰富多彩的政治法律现象，就必然使现行宪法第31条的有关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就显得远远不够。它既不能反映全面实现“一国两制”后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状况的全貌，又还不足以作为在此情况下诸特别行政区及其独特法律体系存在之充分而完备的最高法律依据。而且如果更严格讲来，从第31条的这一规定中，还不能必然得出“在特别行政区内可以实行与大陆地区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性质不同甚至相矛盾的制度”的结论，还必须要靠正式的宪法解释或配套立法，才可能具有这样的涵义。然而即便是辅以宪法解释，并对宪法第31条作出补充，明确规定“在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和保留其原有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等，也还是不够。因为最关紧要的是在什么情况（前提和条件）下才允许保留和允许在多大限度内予以保留，以及怎样构设特别行政区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及其权限。这些关系到国家根本政治结构和体制的重大问题，不能简单、笼统地涉及，必须有极其明确、系统和普遍性的规定。也不能使这些重大任务，概由根本法之下的各个《基本法》来承担，而应当率先在宪法中予以高度概括和总结。并还需要对“一国两制”全面实现后我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变化作出根本法的规定和概括。
　　
　　为此，就需要对现行宪法作出重大修改和变动，使之无论在国家结构、国体和政体等重要方面都充分而明确地体现出“一国两制”的重大国策及其全面实现。这必将引起我国宪政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变化和发展，乃至有必要和实际可能制定出一部体现和确认祖国统一、并巩固统一成果的“大宪法”来，以作为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均一体遵行、普遍实施的共同母法，为“一国两制”及其全面实现提供更充分、明确、完备的根本法依据，从而改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上（多数条款）不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状况。
　　
　　制定这部“大宪法”的总的指导原则就是坚持“一国两制”，即在坚持“一国”的大前提和根本基础上认真地实行“两制”。坚持“一国”，即强调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各民族团结平等，实行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坚持国家结构形式的单一制，不搞联邦制，坚持规定统一的国旗、国徽、国都、国歌等。实行“两制”，即既应坚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允许特别行政区保留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法律体系等）。即求同存异，在国家利益至尚和主权统一的大前提下承认不同地区制度发展的特殊性、不平衡性。为此，就应在宪法中从总体上较系统地规定特别行政区共同条款，以作为定立和实施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更充分的法律依据；还应就解决祖国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彼此间的区际法律冲突的总的指导原则作出规定，以便定立和实施区际冲突法有所依循。
　　
　　三、“一国两制”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拓展和促进
　　
　　我们的理想目标是要建设高度民主、文明且法制完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民主要靠社会主义法制来保证，这是本世纪社会主义发展豪迈而艰辛历程留下的最重要经验和教训之一。值此世纪之交和迈向21世纪之际“一国两制”的历史创举，不仅给法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而且对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既是巨大的冲击，又是有力的促进。关键是我们要有科学的态度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而勇敢地迎接挑战，善于抓住并利用这种机遇，就可能成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新的发展契机和驱动力。
　　
　　“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影响和促进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所涉及到的之外，现专就下述系列问题作些探究和分析。
　　
　　（一）“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拓展和促进，主要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一国两制”为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建设增添了新内容，使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两种民主制度通过和平竞赛，互相取长补短，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其政体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形式。“一国两制”实现使特别行政区各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政权组织形式将和国家主体部分不相同，在这些地区政权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上是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即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从而使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在特别行政区出现不一致，但又为整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服务，即形成国家主体部分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民主并存，使这两种民主制度在服从于共同目的--国家统一和富强的大前提下，可以通过和平竞赛、互相取长补短、共存共荣，最终将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乃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它们除了有阶级属性和阶级基础的不同之外，还包含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发展中的一些普遍要求和共同规律。特别是现代民主制度乃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和保证，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普遍政治要求。例如自由平等原则，分权制衡原则、以法治国原则等等，这些无论是资本主义民主或是社会主义民主都不可回避（虽然有阶级性不同），其经验和成就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经过几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已积累了这方面的若干经验，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无启迪作用。例如香港与贪污腐败作斗争的产物--廉政公署制度，就是其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有力武器，其峻法以反腐倡廉之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当然，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也值得他们学习和借鉴。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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