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强行法原则吗？因此，强行法不是否定二元论的依据，不能笼统地认为强行法的效力级别高于国内法。
　　其次，在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时，对国内法也要作进一步的划分。在国内法中，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不仅是制定一般法律的依据，而且也规定了其自身与国际法的关系[１７]。因此西方学者在考察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首先是研究国际法与宪法的关系。笔者认为，在国内法中，任何国际法规范的效力均不得高于宪法的效力。换句话说，即使国际强行法也不得对抗宪法[１８]。这与宪法本身是否与强行法的内容要求相吻合则是两回事。这是因为国家虽然享有独立主权，但是国家也不可能置国际共同利益于不顾，因此立法者在确立宪法的内容时，客观上必须考虑国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这就是对国家的客观强制或者说宪法的客观成分。但是这种客观强制并不是否认宪法权威的依据，原因在于一旦宪法内容确立下来，即使其个别规范违背国际法，在立法者没有修改该规范之前，它在国内就是有效的，至于其他国家是否承认，则不影响其国内效力。例如，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就应当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法规的要求来完善国内的立法。但是现行的法律在修改之前，它在中国境内仍然有效的法，人民法院也不得以国内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相抵触为由拒绝适用国内法[１９]。当然，中国为此违背自己的国际条约义务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不能过高地估计一元论或者二元论在实践中的意义，国家在对待国际法规范时，并没有固守某个理论，而是采取了灵活的态度[２０]。
　　
　　二、当代西方国际法的主题与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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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国际法调整的内容几乎渗透到一切法律领域，但只要仔细观察，便不难找到西方国际法的主题：即和平与战争、发展与环境、民主与人权三大主题。围绕着这三大主题的，则是合作、对话与改革三大主旋律。下面分别介绍。
　　
　　古往今来，和平乃人类第一要义。国家要谋求长治久安，稳定乃国家的首要职能。国与国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对当今的地球村而言，没有比和平的国际环境更为重要的了。在人类饱受战争之苦以后，联合国诞生了。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以维护世界和平与确保国际安全为最高目标，宪章明确地禁止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２１]。国际法对武力的限制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国际法中有一些规范完全禁止或者在极为例外的情况下允许使用军事武力。习惯上人们称之为战争之法[２２],而正确的称呼应当是反战争法[２３]。这是因为，本法律领域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赋予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利，而是限制战争。只有当反战争法的规则无法阻止武装冲突的时候，战争法的第二个层次，即战中之法[２４]才发挥作用，或者说：在武装冲突已经不能避免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冲突升级带来的恶果，将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限制在一定的法律范围内。
　　
　　而在当代国际法形成之前，盛行的是从中世纪时期的神学发展而来、尤其是以格劳秀斯为代表的战争法[２５]学说。在格劳秀斯看来，只要有正当的依据，为了正当的目的，采用正当的手段，战争就是合法的。不过，坚持该学说的理论家们也十分清楚，如何才算正当是很难界定的。因此，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国际法便不能再接受这种思想。不过，这一时期的国际法理论仍然摆脱不了过去那种呆板的战争法理论的束缚。人们虽然不再承认战争权，但是仍然认为战争不受禁止。到了19世纪，战中之法[２６]学说虽然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以战争权为标志的国际战争法仍然是实践的法则。
　　
　　为了捍卫和平，联合国安理会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包括从不具备约束力的停火建议、和平解决武装冲突的推荐一直到以军事措施强制撤军[２７]。尽管允许国家行使自卫权[２８]，但是联合国宪章还是将重点放在联合国自己采取军事行动的职权上。安理会的这种集体安全机制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然而，即使有了联合国与安理会，世界仍然不太平。冷战时期，和平是以两个超级大国阵营之间的核威慑为制衡的冷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欧与东欧的巨变，世界上仅存一个超级大国。面队这种形势，尤其是九一一之后的国际形势，其他的大国或者集团正在重新审视世界和平格局，其核心就是如何处理与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之间关系，这不能不引起注意。
　　如果说和平与战争是第一大主题，那么发展与环境则是当代国际法之第二大主题。殖民国家独立后，在为法律面前主权平等而欢呼时，却又面临另外一个现实：国家在经济实力面前又是如此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也就顺理成章。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鲜明地提出了生存权与发展权。由于自然资源有限、人口的爆增以及工业化过程的加速，工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环境与资源困扰着经济的发展。虽然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２９]战略，以期待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然而，由于缺少有效的国际法手段[３０]，全球环境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抑制，而且有加剧的趋势，其中的原因，除了工业国家不愿意承担更多的环境义务之外，也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与环境权的矛盾有关。总的来说，可持续发展观还仅仅是人们的政治设想而已。
　　
　　如果说和平与战争、发展与环境属于一切国家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西方国家似乎对民主与人权更感兴趣。不可否认，西方国家有着自己的民主观与人权观。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民主与人权，而在于要什么样的民主与人权。而民主与人权的前提与条件更加不能忽视。种瓜不一定得瓜，究其原因，乃气候不同也。民主也并非消除贫困的灵丹，这样的教训不是没有。西方知名学者经过详细的考察和理论认证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的民主改革之所以不能算是成功，主要是因为上述国家采取了过于激进的民主道路，使得国家秩序处于休克状态，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一枝独秀，则要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家们实行了渐进的经济与民主改革战略，因此，尽管中国某些制度的运作不是很良好，但是总的来说却保持了制度的延续性和经济的高增长[３１]。何况即使西方的民主模式也并非唯一。至于人权，西方国家比较强调民主与人权的政治含义，即新闻与言论自由，三权分离、普选制等，而发展中国家首先将人权理解为生存权与发展权，这种差异同样是由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此外，民主与人权的实现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种豆得豆也必须遵守种地的规矩，而不能拔苗助长。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某些国家以国际人道主义、人权为理由干预别国事务。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技术援助也附加所谓良好治理[３２]条件。对此，即使西方学者对这种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践也持保留意见，毕竟，国家主权平等依然是国际关系的准绳。
　　
　　有了当代国际法的主题，就可以感受到国际法的主旋律。如果说在以前，国际法的主旋律就是和平与共存的话，那么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当代国际法的主旋律就是合作、对话与改革。由于南北矛盾依然存在，因此不但南南合作没有过时，南北合作更有必要。而由于强权政治的存在以及发展与环境观、民主与人权观的差异，对话机制也就不可缺少。对话的目的在于消除误会，扩大同识，从而为合作创造条件。大量的国际组织以及地区组织的诞生则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论坛。但是，合作也是国家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对话也只能是平等基础上的对话。此外，国际法也感受到了改革的脚步。无论是联合国的机构改革[３３]，还是各国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其内容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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