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析

本案双方争议和法庭审理的焦点都在保险标的厂房倾斜、开裂的原因的查明上。事实虽然清楚问题虽然集中，但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提审，三级法院和省检察院对此观点不一，裁判迥异，足见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尝试着对此作一分析。
被告保险公司签发给原告华利公司的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载明：原告华利公司为其厂房等投保的财产附加险之一为“地震损失险”，并约定以主险保额100%的价值投保，保额170万美元，费率0.6%%，保费1020美元。这一约定，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范，依法应当认定有效，华利公司并已为此交纳了保费1020美元。至此，原告华利公司与被告保险公司之间的地震损失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
被告援引“破坏性地震保险条款”进行抗辩，认为地震烈度未达六度不属保险责任范围。据笔者向保险业从业人员了解，双方签订合同时，甚至迄今为止，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开办的有关地震的险种并无所谓“地震损失险”，仅有“附加破坏性地震保险”一种。而附加破坏性地震保险条款规定：保险责任为“直接因破坏性地震(由国家地震部门最终测定的里氏震级在4.7级及其以上且烈度达六度以上的地震)震动或地震引起的海啸、火灾、爆炸及滑坡所致保险财产的损失”。保险金额“按财产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确定，并在保险单上注明”。赔偿处理“以投保附加地震险的比例计算赔偿金额，其赔偿金额不超过附加破坏性地震保险金额为限”。免赔率“5%－20%”。“被保险人要主动提供建筑物本身的抗震设防达标证明和建筑物的建筑结构及主要原材料工艺质量证明”。如果原告华利公司与被告保险公司订立的该地震损失险即指破坏性地震险，被告保险公司的抗辩，自当成立。
但经查，本案保险单明确用词是“地震损失险”而非“破坏性地震险”，且未粘贴该附加险条款(笔者窃以为，这可能是保险公司雇员疏忽所致)。保险单正面除载明上述有关以主险保额100%的价值投保，保额170万美元，保险费率0.6%%，保险费1020美元等的内容外，未对地震损失险约定其他任何专门的条款。甚至，保险单下面的记载也与上述破坏性地震保险条款，也不同，一是未约定免赔率（附加地震险必须约定免赔率），二是约定的保费费率超出该条款规定的幅度范围。（如果适用该条款规定，本案附加地震险保险费率应当为0.32%%－0.48%%，而本案约定却是为0.5%%）被告保险公司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有采取其他合理方式将破坏性地震保险条款送达原告华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疑义解释原则，被告保险公司自身的疏忽导致合同约定不明所致的不利后果，应当由保险公司自身承受，这也有利于促使保险人加强自身的管理。故本案应按保单上载明的地震损失险认定，不适用破坏性地震保险条款，被告保险公司抗辩不成立。
合同生效后，1999年9月21日，台湾地区发生地震并波及海龙市后，华利公司投保的厂房出现了楼板与墙体开裂、倾斜等现象，经鉴定评定为危房，并经政府部门决定拆除重建。至此，保险合同约定的损害结果和承保危险（地震），均已出现。但保险公司提出保险标的厂房自身存在缺陷（准确地讲，应是指抗震方面的缺陷，以下简称自身缺陷）问题。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漳市中级法院再审中认为，“该问题属行政机关处理的事务，而不是本案合同纠纷应解决的问题”。其大概是认为，这一问题是属于建筑行政法上违法建筑应否承担行政责任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合同关系虽然独立于行政关系，合同责任虽然独立于行政责任，但在本案中，如果保险标的厂房存在自身缺陷，进而成立保险事故的原因危险，则可能影响到保险责任的承担，故再审判决的这一认识，有失偏颇。
为便于讨论，先假定本案保险标的厂房确实存在自身缺陷，那么地震和自身缺陷均构成本案保险事故的原因危险，孰属近因呢？所谓近因，这是保险法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简言之，即指造成承保损失起决定性、有效性的原因。而相应地，近因原则即指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限于以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在认定多个原因孰为近因时，首先是涉及到多个原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说认为可分为“多因连续发生”、“多因间断发生”、“多因并存发生”三种情形。在此基础上，近因原则的适用，还涉及到如何认定原因危险与损害结果之间、多个原因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复杂问题。对此，读者可参阅拙文《论保险法上的近因原则》，此不赘述。
对此，我们应用近因原则分析本案。地震属于纯正的不可抗自然力，厂房即使自身存在再大的缺陷，也不可能会引起地震，换言之，缺陷与地震之间本身不存在继起的因果关系，那么，我们首先排除了“多因连续发生”这种情形。本案地震经漳市地震局测定为四度至四度强，个别场地条件较差的为五度，而保险标的厂房所在地的海龙市九湖镇的烈度为四度。《中国地震烈度表》(GB/T　17742－1999)表明，烈度为四度的地震对房屋震害现象为门窗作响，五度的为抹灰出现细微裂缝，六度的为墙体出现裂缝，七度的为局部开裂。可见，在一般情况下，本案地震是不可能单独造成本案损害结果的。9月30日，原告华利公司向漳市地震局报告遭受破坏，当天地震局派员现场调查，发现厂房以旧裂缝(裂缝发黑)为主，在裂缝的两端有新的小裂缝的痕迹，地震局并就此出具调查报告，这进一步印证了地震不是造成厂房损害结果的单独原因。换言之，作为后因的地震，虽然介入了作为前因的缺陷，但其并没有打断前因缺陷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没有独立地对损害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又进一步排除了“多因间断发生”这种情形。可见，假定本案保险标的厂房确实存在自身缺陷，那么厂房自身缺陷与地震一起构成的厂房倾斜、开裂损害结果的原因危险，在造成损失的整个过程中，两个原因同时存在，相互之间没有前后继起关系，各自也均无法独立导致损害结果，正属于“同时发生”多因情形。故厂房缺陷危险与地震危险均是本案保险事故的近因。
由于本案厂房自身缺陷是地震险非承保危险，接下来，应当对厂房自身缺陷和地震各自所造成的损失，进行鉴定评估，如果可以区分，则被告保险公司只负责由地震所造成的损失部分。如不可分，还要考查该自身缺陷是属保险单未提及的危险还是属明确除外危险。应当指出，地震险条款，如经保险监管部门批准发布的“破坏性地震保险条款”，通常只是从正面规定保险责任，即“直接”因地震震动或地震引起的海啸、火灾、爆炸及滑坡所致保险财产的损失。这样的表述，能否推出本案厂房自身缺陷是保险单未提及的危险还是明确除外危险呢？恐怕还是存在争议。故笔者认为，本案最好由原被告双方协商确定责任分配比例，如不能达成协议，则由法院结合厂房自身缺陷作用力的大小，原告华利公司承担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以及华利公司在订立和履行合同中的诚信程度等，基于公平正义观念和政策进行分析，最后确定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合理责任份额。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本文人名、地名、文书字号稍作技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