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责任保险制度，就会首先明确了医疗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无形中从赔偿这个环节又对医师的专业技术水平提出了切实的高要求，对业已合格的职业医师，可促使其提高责任心（在国外，医生每出一次错，保险公司就会相应提高其医疗职业保险费用。那些屡屡出错者，最终将走下手术台），还会促使医师在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尽到最大注意义务及对患者的告知义务，可在最大程度上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医疗事故，对医患双方都有利；而医疗机构和医师的赔偿额大部分由保险机构承担，又减轻了医疗机构和医师的经济压力，同时，患者届时直接向保险机构求偿，减少了医师和患者因陷于医疗纠纷而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形，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二）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是医师权益的保障途径
　　医师是不可否认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专家，但首先同其所服务的对象一样是法律上具有同等人格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人。依民法原理，任何民事主体因自身的过失造成对第三人的损害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医疗行为毕竟相较与其他的普通民事行为相比，有着独特的、不可避免的高度风险性和高度未知性。何况人体个性差异人所共知，同样的诊疗方案实施在不同的体质的对象上往往会有不同的诊疗结果。比如明明做过了青霉素的皮试过敏试验显示一切良好，但注射进去患者却出现了异常反应，进而引发了其本身的潜伏疾病造成并发症或者后遗症，这就应当定性为医疗意外而不是医疗过失，医师不应承担责任。但患者家属却并不明医理，固执的认为是医师的过错造成了损害结果，产生医疗纠纷甚至酿成恶性事件，现实中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某权威美国医药杂志上说“医药学是世上最不精确的科学”可谓精辟！我们并不否认现实中同时存在的为数不少的医师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在上述情形下，医师的权益谁来保护？医师的权益又如何实现？
　　与国外的医师相比，比如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医师培养周期长、投入高，但一旦其上岗执业，无论是其社会地位所对应的人格权利还是其工作报酬所对应的财产权利都处于高阶层，这在法经济学的角度说也是相称的。况且有科学健全的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加以规整，（美国的执业医生都必须强制购买职业风险保险，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医生个人不再承担经济赔付责任，患者可直接向保险公司领取经济索赔）。因而美国医师在整个的职业过程中其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相对而言，中国的医师虽然培养周期短，但是工作量大（据统计，县级以上的医院门诊平均3分钟就要诊断一个病人）、收入低，近年来随着公众维权意识的提高，医生被打甚至遭遇刺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人格利益显受践踏。
　　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医疗纠纷举证责任部分倒置和9月1日起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使医院和医务人员进一步感到执业风险加大，缺乏安全保障。此种情势下，为降低风险，一些医院和医务人员无奈地选择了自我消极保护：能保守治疗的就不做手术；必须手术的，尽量选用安全度高的传统手术方法，避免用风险大的新技术……尽管后者的疗效可能优于前者；一些大医院手术量明显减少。这既不利于对患者的治疗，也制约了新疗法、新技术的应用，不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
　　如何化解医疗风险，解除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据悉，为应对医疗事故赔偿，有的医院设立了医疗风险基金，钱由医院、科室和医务人员各出一部分。但是毕竟势单力薄，至多只能抵御几十万元的风险。如果投保医师责任险，不但能为医院转嫁、化解一部分经济风险，而且有望把医院从医疗纠纷的困扰中解脱出来，一改过去医务处常常忙于处理医疗纠纷，院长有时甚至无法正常上班的非正常情况；建立了医师责任保险制度，投入医保后，一旦发生了纠纷，保险机构通过作为第三方的医疗纠纷调解处理机构参与调解，其处理意见比较容易为患者方面接受，很多纠纷得以比较顺利地解决。这使医疗纠纷的处理从院内转移到院外，医院可以把精力更多地用于加强医院管理，医护人员的精神压力也有所减轻，敢于比较放手地开展医疗和科研工作。
　　
　　（三）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可使患者获赔更加现实
　　考察中国的现实国情，处于医患关系中弱势一方的患者处境实在堪怜，因为医疗纠纷而对薄公堂或踏上漫漫上访路的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情形是，患者确实是受到了严重的医疗损害，医师也确有过失，受害者已经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实现了法律所规定的救济，获得了赔偿，但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赔偿额太少，使患者在精神上难以接受，心理上难以平衡；二种情形时，医师和医疗结构都确实没有过错，患者其实也是知道的，但依此情形，但依此情形，在国外有相应的社会救济可以使患者获得部分救助，以平衡心理、维持生计。但在中国却没有相应社会救济制度存在，有些因医疗事故致死的受害者是家庭的主要收入者，一人死亡，举家难以维持生计，为生存故，受害者家属只好将眼光转向在医师的医疗行为中寻找漏洞，以期获得医疗损害赔偿。
　　所以，透过纷乱杂芜的各类医疗纠纷现象，我们不难发现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社会的救济体制的不完善。在此情形下，不仅患者，医师也是尚待完善的体制的受害者。
　　因此建立了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可保护患者利益，最大限度地使个案的受害患者得到赔偿，同时对于整体的患者群也实现了最大的利益保护。
　　
　　三、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途径和几个主要问题
　　
　　基本途径
　　前面已经述及，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并非我国的首创制度，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均已建立并实施，并已经达到比较发达和完善的程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首先考察和研究一下外国现有的制度，找到一个对于我国现实国情来说最为接近的制度为蓝本，同时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相对先进和完善的部分，融各家所长，来制定我们自己的医师责任保险制度。笔者认为，通过这条思路和方式，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创建出较高层次的医师责任保险制度，跳过所借鉴的国家在创建这项制度时的摸索阶段，并可以避免少走许多弯路；同时，我们考察研究一下这项制度在前述国家的实施中是否已经出现了某些负面效应，有哪些负面效应，从而我们就可以在开始建立时就尽力加以避免，说不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的医师责任保险制度一经出台就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前述国家的制度水平，这是最为省时省力，现实有效的一条途径。
　　
　　我们要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考虑：
　　
　　（一）建立医师责任保险的目的和基本立法原则
　　我认为，我国建立医师责任保险的目的在于，在法律上确定医师之专家责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医疗过失责任承担的社会化途径，将医疗风险由原来的医疗机构独立承担独立赔偿，转化为医疗机构和医师共同承担，由医疗机构、医师和社会共同赔偿。通过此种方式提高责任主体的赔偿能力，使受害人之精神、肉体的双重创伤得到切实、相对高额的赔偿。
　　立法中应当确立强制保险制度与民事赔偿相结合原则。我们应当借鉴美国的做法，如前所述，执业医生都必须强制购买职业风险保险，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医生个人不再承担经济赔付责任，患者可直接向保险公司领取经济索赔。同样，我们的医疗机构也应购买医疗责任保险。也就是说确立法定保险制度，完善民事赔偿制度。
　　
　　（二）明确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
　　笔者认为，我们的医师责任保险的主体应当是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并经注册取得执业医师证书的医师，包括口腔、中医、临床等类别。
　　实习和见习医学生是否可以作为责任主体？依照我国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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