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第6款都作了明确规定。显然，未经授权规避控制使用技术措施要承担法律责任已达成共识，但是，此类技术措施和合理使用的矛盾依然存在，因为个人为学习研究目的而少量复制作品难以实现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曾尝试解决这个矛盾，该条约规定，若将《伯尔尼公约》中已有的限制和例外扩大到数字环境，应对这些限制和例外做三步审查：第一，属于特殊情况；第二，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第三，不无理地损害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应该认为符合这三个条件对数字化作品的合理使用允许对控制使用的技术措施进行规避和破解。美国版权局在解释控制使用技术措施时也说，规避该类技术措施的行为有可能是一种合理使用，而不应一般性地受到法律的禁止[4]。问题是社会公众如何实现其对设置了控制使用技术措施的作品进行合理使用，传统上，为了合理使用而少量复制作品很容易得到满足，而由于技术措施本身的特点，它提供的是一刀切式的保护，现实中要求大多数人懂得如何破解技术措施是不可能的，况且规避行为还存在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因此说合理使用实际上名存实亡了。
　　综上所述，技术措施在法律手段之外给版权添加了一层保护外衣，固然有效地保护了版权人的利益，但是，它又实实在在地冲击了合理使用制度，让版权合理使用制度在网络环境下形同虚设了。技术措施对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冲击在深层次上又波及了版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使得利益的天平倾向了作者、传播者和相关的版权人，所以有学者惊呼技术措施条款的规制违背了版权法的基本原则，关闭了合理使用的大门，破坏了原有的利益平衡格局[5]。
　　
　　三、完善网络环境下我国技术措施立法的思考
　　
　　版权法律保护制度的价值目标是平衡利益，弘扬法律的基本精神：平等、公平、正义。因此，版权法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始终围绕解决版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矛盾，既承认权利人的智力劳动价值，又能使作品为社会充分利用，达到繁荣社会文化和科学事业的目的。为实现这一平衡而创造的合理使用制度几百年来经久不衰，历次版权法的修改虽然在不断缩小合理使用的范围，但是都未能动摇该制度的正当性。数字网络时代，利益的对峙依然存在，而且更为复杂，数字网络时代的版权法不仅要协调冲突以平衡利益，而且仍然要鼓励文化创新和技术进步，合理使用制度仍然是各个利益之间平衡的调节器。因此，合理使用制度在信息社会里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当代版权立法基础——利益平衡理论因应客观情势的变化而作了相应的变更，所以合理使用也应该适时地重新划定合情合理的空间。
　　我国2001年《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6款粗线条地勾画了控制使用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框架，回避了控制接触技术措施的问题，而且对为合理使用而规避技术措施的问题只字未提。如此一来，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我国著作权法明确反对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并且排除了合理使用的例外，这显然是超国际水平的保护。鉴于国内外的现状，我国有必要完善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但同时要对其进行适当的限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思考：首先，应当在著作权法中明确划分控制接触技术措施和控制使用技术措施，但是这种技术措施条款不能视为创设了一种新的权利，因为在著作权法中写入技术措施条款应该说是权宜之计，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最终还要由新的技术来解决；其次，针对为规避技术措施而提供设备、装置、部件、服务的行为，可以借鉴国外关于辅助侵权、共同侵权的立法经验在著作权法中予以规制；最后，参照国际版权条约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国情，明确合理使用的标准。在我国，目前只能在保护版权的基础上附带地给技术措施以法律保护，否则，利益天平失衡的“单极”保护状况不利于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整体发展。
　　
　　
　　作者简介：，男，1976出生，安徽人。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电话：（021）69980305；E-mail：wangli1256@163.com。
　　
　　注释
　　                        


转自： 声 明： 本论文仅供学术研究参考使用， 版权为原作者所有，如有不妥，请来信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