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空。再次，笔者认为生育权乃公民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不反对非婚生育（法律也没有明令禁止）。相反我国《婚姻法》有规定“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待遇”，这是因为无论结婚与否孩子都能寻找到自己的父源，除孩子被合法收养，他与自己的亲生父亲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阻断。而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身育技术手段生育的子女，在法律上是没有父源的，他（她）生下来就“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并且永远没有父亲，社会伦理遭破坏的同时孩子心灵上的残缺也难以避免。真可谓：解决问题一个，带来问题一堆。
　　第四块砖：胎儿的权利
　　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宣言：您可以决定不要我，但当您决定要我的时候就请您对我负责！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个标题本身就是空穴来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那么未出生的胎儿在法律上不享有任何权利。笔者承认，但不得不提醒读者大人一个唯一的例外，那就是我国《继承法》第二十八条关于胎儿预留份额的规定。这个特别法的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推翻了普通法。笔者以为胎儿的权利应得到进一步的延伸，那就是限定一个做父母的最低标准。
　　有件事总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为什么容许任何人不经训练就担负人类最重要的养育后代的职责，尤其是在存在一些无知的父母可能严重扭曲下一代的人格的状况下。父母拥有摧毁生命、戕害孩子灵魂的无比力量。想想看，医生如果未经教育与训练根本不可能执业；甚至我们得经过考试才能开车上路，以免祸及无辜，在所谓文明的现代社会，公路上还拉起了重重的保护网。可是，即使是多无知的家伙，只要会性交，就可以成为父母。也就是说，为人父母的惟一资格限制就是具备猪的能力，然后就可以合法成为中国人的父母。即使我们找个人来家里修侧所，也要有比这更高的资格。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但可以选择改变现状，在有生之年不断地提升自己爱的能力，在作父母之前进行基本的训练。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举措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真是太艰难了，却正是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才要更加地注重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的精神的和心理的）的提高，从限定一个做父母的最低标准做起，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一个民族终将辉煌。
　　法律尽管浩如烟海，也是有边界的，国家的司法资源也是有限的。来自人内心的约束才是最完美的法则，尤其对天下的父母和即将要做父母的人而言。
　　方丈说：天下事了又未了，何须以不了了之。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主要参考文献：理查德.A.波斯纳（著）苏力（译）：《性与理性》
　　盖瑞.史宾塞（著）魏丰（译）：《最佳辩护》
　　杨立新《性骚扰是对妇女“性自主权”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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